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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暖冬》散文
原创/林林
太原的冬天,是从食品街的巷口开始散热起来的。打钟楼街拐进去,风有些冷,走不上几步,空气就变了——先是老鼠窟元宵门口那口大铁锅,滚着白浪似的汤,元宵们一个个圆鼓鼓地浮着,像小时候母亲搓的糯米元宵。锅边围了一圈,捧着碗,哈着气,吃得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那甜糯的香气混着水汽,一团一团地涌过来,先暖我的脸,再暖我的心。
我站着看了一会儿。卖元宵的大姐拿长柄勺在锅里搅,动作像画圈儿,慢悠悠的。她围裙上沾着糯米粉,手指头冻得红通通的,可脸上有笑。有人喊:“再来五个!”她应一声,勺起元宵落,碗里便又满了。我想起代县老家的冬,我娘也这样站在灶台前,搓着元宵,嘴里念叨:“多搓几个,你爹爱吃。”那时候,厨房的窗户上结着冰花,可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整个屋子都烘得软乎乎的。
再往里走,认一力的蒸饺笼屉正好揭盖。白雾“腾”地一下蹿上来,像一朵突然开在冬天的云。羊肉的膻香裹着葱末的辛气,直往鼻子里钻。排队的人缩着脖子、跺着脚,可眼睛都盯着那笼屉,像看一场重要的仪式。我前面有位大爷,棉帽子压到眉毛,围巾裹了又裹,只露出一双眼睛,亮晶晶的。轮到他时,他搓着手说:“一盘羊肉,一碗头脑,一笼羊肉蒸饺。”那语气,像在念一句传了辈辈的咒语,念完了,一整天就踏实了。
说到头脑,这名字起得真好。一碗糊嘟嘟的汤,里面搁着羊肉、山药、藕片,还有黄芪的药香。头一回喝的人多半皱眉,可喝惯了的人,冬天不喝这一碗,就像没过冬天。父亲当年在太原做事,每回回家,总要捎一壶黄酒、半斤点心。我娘问:“太原啥好?”父亲咂着嘴说:“头脑配黄酒,喝完浑身暖。”后来我嫁了人,住到了太原,母亲反倒不来了,她说:“你们太原冷,我怕冻脚。”其实我知道,她是舍不得代县那盘炕,舍不得院子里那棵老枣树,雁北可比太原冷啊。
可太原的冬天,有太原的温暖。
我站在醋坊门口看了一会儿。大瓮一排排蹲着,像一群老实巴交的汉子。醋香酸得呛人,可仔细闻,底下藏着粮食发酵的厚味,像老辈人絮絮叨叨的往事。旁边就是烤红薯的摊子,铁皮炉子烧得正旺,红薯挨着炭火,皮焦了,裂开一道口子,金黄的瓤往外鼓,甜得流油。我买了一个,捧在手里,烫得左手倒右手,可舍不得放下。掰开的时候,热气扑脸,甜香混着醋酸,竟生出一种奇异的亲近——好像日子就该是这个味儿,酸里有甜,甜里带酸。
我想起代县老家的邻居张奶奶。冬天她总在窗台上晾柿饼,柿子去了皮,用线穿成串,挂在屋檐下。太阳好的时候,她端个小板凳坐着,看那些柿子慢慢变软、变深,最后结出一层白霜。她眯着眼说:“霜越厚,芯越甜。”有一年寒假我回家,她塞给我一兜柿饼,说:“拿去太原吃,别想家。”那兜柿饼我吃了整整一个冬天。每回咬一口,霜化了,甜就渗出来,像把代县的太阳含在嘴里。
如今我也学着在窗台上晒点东西。萝卜条、干芫荽。有时自己想笑:“这点东西值当费事?”我晒的不是菜,是一种念想。就像食品街这些老铺子,锅里的元宵、笼里的蒸饺、瓮里的醋、炉里的红薯,它们一年年地开着,暖着一茬一茬人的胃和心。
下午五点刚过,巷子里的灯亮了。黄的、白的,一串一串挂在屋檐下,把寒气都照热了几分。老鼠窟,锅里依旧滚着元宵。卖元宵的大姐看见我,笑着说:“又来了?”我说:“再来一碗。”她盛得满满当当,还多搁了半勺桂花。
我端着碗,吹着气吃。元宵烫嘴,可甜得实在。旁边一个小孩牵着奶奶的手喊:“我要吃烤红薯!”奶奶说:“刚吃了元宵,又吃红薯?”小孩不依,跺着脚,鞋底把地上的薄冰跺得“嘎吱”响。我忍不住笑,想起有一年冬天,我也这样缠着母亲,非要吃一根糖葫芦。母亲叹口气说:“你这孩子,嘴就没闲过。”可到底还是买了。
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冬天那么长,那么冷,可不就得靠这些零嘴儿、这些热乎气儿,一天一天地暖着过吗?
我吃完元宵,准备离开时,哪位大姐笑着说:“明天还来啊。”:“来。”走出食品街的,天已经全黑,巷子里灯火通明的,像一条发光的河。河里头,人影绰绰的,有排队的、有吃的、有笑的。我顿然觉得,这就是冬天最好的样子——天是冷的,可人的舌尖上、心尖上,都暖烘烘地开着小小的花。那些花,是元宵的甜,是蒸饺的香,是醋坊的酸,是柿饼的霜。是家乡的记忆,是太原的巷子,是每一个把日子过出滋味来的普通人。
我扶起羽绒大衣的帽子,北风更大了,可我嘴里还留着黑芝麻的余味,舌尖微微一甜,脚步也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