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为官廉洁,也很勤勉,治文书往往夜以继日。他对四镇的兵额和应发、已领饷数应当是清楚的,对四镇将领的搜括地方、荼毒百姓也心中有数。在奏疏中,他竟然同四镇唱一个调子,危言耸听,原因是他在明末官场中久经磨炼,对当时文恬武嬉的积弊司空见惯,也积累了一套应付朝野舆论的伎俩。我们不应忘记,史可法初任西安府推官时洪承畴、吴甡都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他非常佩服的人。洪承畴统十三万精锐明军被清军歼灭殆尽;吴甡在崇祯十五年任大学士时宁可丢官也不敢出任督师同李自成等部农民军作战,这些给他在心理上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说他充当推官、守道、兵备道、巡抚等官职时能以洁身自好、任劳任怨博得好评的话,在形势把他突然推上权力的峰层时,他的个人品德完全弥补不了客观需要而他本人又不具备的雄才大略和果断魄力。史可法在调处四镇、保境安民上确实颇费心机,过分责备固然不当,但他畏清若虎,奉四镇为骄子,使这些军阀顿兵江北,一味鱼肉人民。史可法本人也认为有四镇做南京小朝廷的屏障,自己的督师大学士就可以安然无事地当下去。就实际情况而言,史可法出任督师整整一年,耗费了江南百姓的大量粮饷,一筹莫展,坐看黄河流域大好河山沦入清方之手,说他姑息养奸,喂虎贻患,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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