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读了一本韩国作家金敬哲的《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这本书描摹了当下韩国社会的整体处境：学生陷入残酷的升学竞争、青年就业日趋严峻，中年面临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老年无法退休。

阅读过程中，我本能地带着一种“那怎么办？”的困惑在读——有没有结构性原因？有没有制度层面的出口？有没有可能的修复方向？但翻目录时就隐约感觉不对劲：作者似乎完全不打算提供任何解决方案。这种写法本身当然无可厚非。很多社会问题，甚至还没在“有问题和问题是什么”这个层面达成共识，更谈不上共创解决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把被忽视的痛苦、扭曲与失败经验清楚地命名，也是一种成立的工作。

只是，书中描述的这些问题并不算多么“未被看见”。东亚语境中，它们应该已经是高度公共化的议题。为什么还要出一本如此停留在现象层的书呢？作者在后记中冷不丁来了一个答案：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希望韩国人要意识到国家内部出现裂痕的状况，为了摆脱困境，需要尽快修复与邻国日本的关系。不仅是因为现在需要解决贸易等紧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目前韩国社会所面临的少子化、考试竞争以及老龄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吸取此前日本经验的得失。……我也希望日本能够协助解决韩国所面临的问题。”

嗯？

嗯？

……

东亚三国可能确实共享一套高度相似的竞争型社会模型（豆瓣上有一句书评太好笑了——东亚三国手牵手，谁不过劳谁是狗——哈哈哈哈哈），不过日本并不是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前辈，只是更早进入轨道、并更早显露后果的社会样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向日本学习最多意味着更早地看见结局，而不是获得解法。

关于如何脱离这种“无限竞赛社会”，并非完全没有更深入的讨论。其实在韩国乃至更广泛的东亚研究中，已经有不少学术工作试图从制度层面寻找出口，比如，教育筛选逻辑本身需要改变：与其反复治理补习、劝学生减压，不如削弱“少数关键考试和少数精英学校”在整个人生分配中的决定性权重，让教育不再承担过度集中的阶层筛选功能。当某一次排序几乎决定一生走向时，竞争必然被理性地推向极端；只有当社会提供多条体面、可转换、风险可控的路径时，竞赛才可能真正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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