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双雪涛的大部分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是我最早接触到他的一篇作品。描写边缘群体的小说很多，但双雪涛笔下的人物常常具有一种「在废墟上重建秩序」的生命力。

我想，这也是安德烈打动董子健的原因。

很多年前看《山河故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小董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话。爱无应该。至于别人说什么，那是他们的事，让他们说去吧。

绕过一切复杂问题的纠缠，你会发现，董子健在故事的偏好上始终是相似的。他感兴趣的题眼，往往与一个人如何“找到自己”，并在现实与世俗的狭缝中仍然持续地坚持自我有关。

所以他会被《我的朋友安德烈》吸引，并不奇怪。

双雪涛笔下的这两个少年，生长于90年代的东北。下岗潮如飓风一般，刮过千家万户，刮走了数万人的编制，刮倒了数以百计、千计的工厂。昔日价比黄金的技术，在一夜之间贬值得废纸都不如，父辈们赖以生存的尊严、用以维系社会关系与秩序的身份、角色，在极短的时间内尽数瓦解。一切都在迅速崩塌。

大雪掩去了千家万户的啼哭，却始终盖不住失序状态下的家庭催生而出的“有条件的爱”——控制、焦虑与高压的期待，在日复一日的恐惧中疯狂滋长。

当这种爱具体地落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的身上时，它则开始有了形状。一种被时代挤压过的、用力过猛的形状。

李默和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被这种形状笼罩着。大几千块的学费很贵，但没有人敢不交。每个人的父母都争破了头，势必要让自己的孩子进培优班。

因为原始的恐惧主导了他们的判断。外部的生存压力，在无形中转嫁给了尚未成年的孩子——

如果你失败了，这个家将再无出头之日。

所以，90年代生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常常被迫提前承担了一种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为父母未完成的人生兜底。

李默就是这样一个被家庭、教育和时代压力，一点点规训得越来越符合世俗意义上的“好孩子”模板的人。安德烈像是他的反面，一个被世界抛却着，被迫成为“坏孩子”的怪人。

他们的相知、相识，像是光谱两端的两个人，因为相近却又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质地的痛苦，情不自禁地靠近，从而互相验证——验证自己是否还有可能成为自己的一场旅程。

在过去那个时代，很多父母本身就是尚未被修复的失败者。他们能给孩子的爱，已经是竭尽全力之后的结果。但这种无声的、之于尊严与完整的自我的损耗，往往需要用尽一生去释怀与修复。

董子健最擅长的，也恰恰是处理好这种身处“无依之地”，却一心想要开往远方的人物。他们时常软弱，对痛感敏锐，对关系诚实。在他们的世界中，世界是冷色调的，光照进来的地方只有一处——摸索着，在废墟开出一条能继续活下去的路。

哪怕荆棘丛生，哪怕路途遥远、漫长，也要咬着牙走下去，走到天明，走到眼泪打湿鬓角。

因为一旦停下，过去的寒冷就会如鬼魅般吞没你，吞没你的明亮、明天，让你回到那年的冬天，周而复始地、永远停在原地。

#成长像东北的雪越下越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