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飞行家》中，都反复出现了一只巨大的、腾空的热气球。飞行，是双雪涛小说中最重要的隐喻之一。

开始读双雪涛后的这几年，我开始愈来愈理解他笔下这些生长于80、90年代的人之于“飞行”的渴望。九十年代之后，下岗潮的来临，使得许多人从原有的秩序中被抛离，身体、思想的惯性却仍然悬浮在空中，迟迟没有真正坠落。

他们无法上升，也无法真正落地。一种虚无的腾空感悬挂在心脏中，只得依靠惯性与之于家庭的责任继续活下去。而那只反复出现的热气球，正是这种状态的形状——短暂地腾空升起，越过生活固定的边界，却注定回落，回到虚无的生活中，继续咀嚼无边的痛苦与寂寥。

所以，在《飞行家》与《安德烈》中，热气球其实是一种被允许的幻觉。困境中的人们太需要“我这一生，可能只允许离地这么一次”的期盼。哪怕明知道会坠落，但仍然渴望离地升空的那一秒。哪怕飞行一秒也好。

当下，我们这代人正在重新进入「热气球状态」。

双雪涛笔下的80、90年代，是被时代正面撞击的一代。下岗潮像一场飓风，刮走了编制、身份与尊严，也刮碎了“只要技术在手，生活就会继续”的旧叙事。上一辈们被迫从秩序中坠落，却来不及完成心理上的着陆，所以只能在家庭内部，用控制、焦虑与高压期待，重建一种勉强站立的安全感。

而00后，看似站在了完全不同的起点上，却共享同一种失重与焦灼。

我们成长于“已经吃饱饭”的时代，出生时，温饱已不再是问题，世界被描述为开放、上升、充满可能的图景。可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进入成年，第一次直面系统性的收缩与不确定时，所遭遇的并不是“从低处爬起”，而是在高处突然失重——

行进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经历父辈那样剧烈的坠落，却继承了他们尚未消化完的恐惧，被要求在极早的阶段，完成对意义、效率与回报的自我管理。

于是，两代人以完全不同的质地的方式，被同时悬挂在半空中。上一辈依靠责任维持悬浮，而我们则不得已地进入反思、规划与自我审视的状态中，维持悬浮。

双雪涛的热气球之所以在今天重新显影，正是因为，这种跨代际的结构性状态始终存在。当快速上升的通道逐渐收紧、落地的路径模糊，人们则愈发期望一次短距离的冒险。

一次飞行，一次离地，一次“至少我还试过”的信念。因为“热气球”不仅是关于逃离的故事。

一只升起的热气球，背后需要交付的是完整的生产、制作与风险控制的链路。它意味着，当周围的世界并未为我单独展开一条向阳的大道以前，我仍然要为自己争取一次离地的可能。而这正是双雪涛的文字在当下的意义所在——人可以在困境中选择不完全顺从。哪怕只是一秒钟的飞行。

这一秒钟的飞行，落到我们具体的生活之中，或许是去看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去做那些暂时无法立刻带来效益、却能让身体重新感到轻盈的事。

当我们愿意在结构性的压力之下，反复为自己创造这些具体的“小确幸”时，热气球则始终存在于你我的天空里——

存在于你练习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里与风险共处，与现实周旋，同时不放弃对“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具体想象里，存在于每一次呼吸之间的离地飞行中。

飞进分开的湖水，飞进未曾扬帆却已经在梦里起航的小船。直至让眼前的虚妄变成平原，足以让你我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