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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意识形态被用来为（所谓的“性革/命”）这些实践进行辩护，并用以抵御女权主义批评。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酷儿理论和后现代女权主义。

性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激发性革命的意识形态。卖/淫、虐待狂、甚至恋/童患者等行为被“同意”和“选择”的概念所辩护。我们被告知，渴望的成年人，甚至儿童，可以就他们在性方面的行为做出选择，而“性对象的选择”应成为进步性别政/治的目标。这里的关键词是“对象”。正如苏珊· 卡佩勒所指出的，性自由主义者是那些过时的特权绅士，他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对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从弱势和需要帮助的人手中获取这些对象。性自由主义关乎男性的权力。为了削弱男性至上的观念，女性和儿童的“选择”受到经济需求、厌女宣传、暴力和受害的严重限制。“同意”这个概念，掩盖了权力差异和剥削的物质现实。“同意”意味着在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上，拥有权力的成年人和儿童可以尽情玩乐。但事实上，这样的公平竞技场并不存在。性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性，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

酷儿理论

在1990年代，所有这些支配与屈从的实践在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中得到了辩护和庆祝。酷儿政治是由一部分同性恋群体的关切所建构和主导的政治。酷儿政治表现为一种进步的联盟政治，性边缘化群体在其中努力推动性别政治的变革。通常的酷儿联盟包括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在酷儿理论中，那些由压迫产生的Practices被宣传和庆祝为代表“酷儿”解放的表现。卖/淫、虐待狂、变性手术、穿孔、割伤甚至恋/童/癖，被辩护为越界行为，旨在创造一个积极的性未来。在某些跨界联盟的版本中，以上所有内容都被包括在内，与LGBT群体共同存在。

然而，酷儿理论和政治逐渐淡化了女同性恋的存在。“酷儿”一词具有歧视性，它用“酷儿”替代了“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这一表达，而这一变化带我们回到“同性恋”或“同性者”曾经被用来涵盖女性，但实际上并未做到。在“酷儿”的旗帜下，女同性恋的利益被压制和归入。在以平等和女爱为基础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理论、实践以及诸如书店、中心、仅女性空间的宏大构想，已被男性主导的酷儿议程严重破坏。

识别压迫对年轻女性、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影响的一个方式是观察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我残害来缓解自己的痛苦。在美国，约有250万年轻人（大多数为女性）在私下里进行割伤和烧伤，用这种方式将性虐待、强歼和女性压迫的痛苦刻进自己的身体。在1990年代，这种自我残害已成为一种快速增长的产业，涵盖割绣、纹身和穿孔工作室，其中的割伤者利用女性、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压迫来谋取利润。正如人权理论家罗达·霍华德所指出的，自我残害是被社会鄙视的身份象征。那些被社会瞧不起的人现在可以让别人以某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残害，使残害成为社会接受的事。这种被动的自我残害——“代理性自我残害”。穿孔工作室就是一种表现形式，变性手术和虐待狂则是另一些。还有一些男性在私下进行阴/茎切除手术，作为自我残害的表现，而这些男性被认为遭受严重的情感问题。当男性支付医生进行阴/茎切除作为变性手术的一部分时，他们获得了医学的认可。这些行为，我在联/合/国语言中称之为“有害文化行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被压迫者自己“选择”的，受到社会接受或传统的支持，对健康有害，并源自女性的从属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