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舅爷爷，抓壮丁的时候被抓走了，走的时候留下才刚刚二十一岁的舅奶奶和一个儿子。

后来兵败后跟着去了台湾，八几年的时候发了一个电报回来，他儿子一路哭着去村公所拿的电报，之后舅爷爷带着小老婆和两个孩子回来过一次，连家里都没有住。电报上的字不多，就写着某月某日到县城车站，让儿子去接。

舅爷爷的儿子那时候已经四十出头，跟着舅奶奶守着老宅子过了大半辈子，没见过爹的模样，只从母亲偶尔的念叨里知道，爹年轻时个子高，肩膀宽，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接人的那天，他天不亮就起身，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揣着舅奶奶煮的鸡蛋，一路快步往县城赶。

到了车站，他盯着出口处的人看，眼睛都不敢眨，直到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穿着中山装的男人，身后跟着个打扮洋气的女人和两个半大孩子，他心里猛地一紧，走上前怯生生地问了句，你是爹吗。

舅爷爷愣了一下，点点头，伸手想拍他的肩膀，又缩了回去。旁边的女人脸上带着客气的笑，拉着两个孩子叫了声大哥，那两个孩子睁着好奇的眼睛，打量着眼前这个皮肤黝黑、穿着朴素的男人，显得有些生疏。舅爷爷没多说话，只说先找个地方住下，说着就往车站外的招待所走去。他儿子想让他们回村里的家，舅爷爷摆摆手，说不用麻烦，住招待所方便。

回村的路不远，他儿子当天就赶了回去，把见到的情况告诉了舅奶奶。舅奶奶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几十年前舅爷爷留下的一块旧手帕，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半天没说出话。第二天，舅奶奶让儿子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炖了一锅汤，装在保温桶里，让他送到县城的招待所。

到了地方，小老婆开的门，接过保温桶说了声谢谢，就把他让进屋里。舅爷爷坐在沙发上抽烟，看到他进来，指了指旁边的凳子让他坐。他没坐，站在原地，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爹，心里有好多话想说，却一句也说不出口。

小老婆把鸡汤盛在碗里，递给他和舅爷爷，又给两个孩子各盛了一碗。两个孩子喝了一口，皱着眉头说不好喝，小老婆赶紧拿出带来的饼干和糖果，让他们吃。舅爷爷喝了两口汤，放下碗，问了问村里的情况，又问了问舅奶奶的身体。他儿子一一回答，说着说着，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说娘这些年不容易，拉扯着他长大，吃了好多苦。舅爷爷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抽烟的速度快了些。

住了三天，舅爷爷就说要走了。临走那天，他儿子去送他们，舅爷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她，说里面是些钱，让他交给舅奶奶，好好过日子。他儿子推辞不要，舅爷爷硬塞到他手里，说这是当爹的一点心意。到了车站，检票的时候，舅爷爷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转身就跟着小老婆和两个孩子上了火车。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儿子站在站台里，看着火车越来越远，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回到村里，他把钱交给舅奶奶，舅奶奶拿着信封，摸了半天，没拆开，只是放在了炕头的木箱子里。从那以后，舅爷爷再也没回来过，也没再发过电报。有时候，村里有人去台湾探亲，舅奶奶就让儿子托人打听舅爷爷的消息，每次都说是一切安好，只是不方便回来。舅奶奶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临终前，她拉着儿子的手说，这辈子没什么遗憾，就是想见你爹一面，可惜没等到。

后来，舅爷爷的儿子也老了，他常常坐在门口的老槐树下，想起小时候母亲抱着他，念叨着爹的样子，想起去村公所拿电报的那天，想起在县城招待所见到爹的情景。他总在想，爹在台湾的这些年，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是不是也会偶尔想起村里的老宅子，想起他和娘。

直到现在，老宅子还在，炕头的木箱子里，那个信封还放在原来的地方，里面的钱，舅奶奶到死都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