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审判中的“走过场”与“对抗”

在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走过场”式审判与“对抗性”辩护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共生机制。

两种截然不同的“走过场”形态，与两种目标迥异的“对抗”模式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案件审理的公正性与实质化效果。

一、两种“走过场”：
形式化审判的双重表现

（一）司法机关的“效率优先型走过场”在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与绩效考核的双重压力下，部分法院的审判工作逐渐陷入“形式优先于实质”的误区。为了快速结案、完成考核指标，审判人员往往简化庭审流程，对关键证据的质证、案件事实的调查流于表面。例如，在证据环节仅做程序性确认，对辩护方提出的证据异议缺乏实质性回应；在事实调查阶段，直接依据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内容进行确认，未充分挖掘案件细节。这种“走过场”本质上是对司法公正的隐性损害，使得审判沦为“流水线式”的流程作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二）辩护方的“任务应付型走过场”

部分辩护律师由于缺乏专业能力、责任心不足或受到外部因素干扰，在庭审中呈现出“完成任务式”的辩护状态。他们既不对控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进行深入质证，也不积极调查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仅在庭审中进行简单的程序性行为，如例行公事地发表“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等空泛意见。

这种走过场式的辩护，不仅无法有效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更削弱了辩护制度在刑事审判中的监督与制衡作用，加剧了司法不公的风险。

二、两种“对抗”：

辩护形态的分化与困境

（一）“程序表演型对抗”：

被标签化的“死磕式辩护”部分辩护律师将对抗焦点集中于程序争议，通过申请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手段，试图打乱控方的诉讼节奏。这种对抗往往被司法机关视为“表演式辩护”或“死磕”，甚至成为被打压的对象。近年来，此类辩护律师常遭遇“程序上充分满足，实体上从重处罚”的应对策略——司法机关表面上对其程序诉求悉数应允，却在定罪量刑时施加更严厉的处罚，使得“程序对抗”异化为对律师职业权利的变相压制。

（二）“实质较真型对抗”：

追求真相的理性辩护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对抗，是针对控辩双方争议的核心事实与证据展开深度交锋。辩护律师通过对控方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对案件事实进行细致调查，力求还原案件真相，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然而，这种理性对抗却常被部分司法机关误判为“死磕”，进而与“程序表演型对抗”律师享受同样的打压待遇，使得正当的辩护权利面临被异化压制的风险。
三、共生机制下的司法隐忧与破解方向

“走过场”与“对抗”的共生，反映了当前刑事审判中实质化改革的艰难。一方面，“效率型走过场”与“应付型走过场”共同消解了庭审的实质功能，使得案件审理沦为形式化的流程；另一方面，“程序表演型对抗”与“实质较真型对抗”的混淆，使得正当辩护权利面临被异化打压的风险。

这种机制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动摇了司法公正的根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所有法律人，都要以查清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为根本遵循，最终实现让无罪的人不受刑罚追责，让有罪的人罚当其罪的司法目标。

唯有如此，才能让刑事审判回归维护公平正义的本质，重塑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