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理解NPD为什么可以一边说“我爱你”，一边做最伤人的事。

是因为他们说的“爱”，和我们理解的“爱”，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我们理解的爱，是看见对方、感受对方、愿意为对方好。

而他们说的爱，是“我能从你身上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可能是顺从、可能是崇拜、可能是情绪价值、可能是你痛苦时的快感。

所以，如果你对他们说“你伤害了我”，他们是真的听不懂。

因为在他们认知系统里，只要他们满足了你的某个欲望（比如给你做了一顿饭、洗了几次衣服），那就是“爱”了，你就要一辈子被这点付出绑架了。

至于你的感受？他们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东西。

而长期生活在情感虐待中的人（比如我爸），身体会进入一种 “慢性应激状态” 。皮质醇水平持续偏高，免疫系统被抑制，炎症反应被激活。

我带着孩子去韩国之前，我爸还好好的，我才出去一个周再回来，他已经站不起来，脸和脚水肿得非常严重。我回来一个星期，他才又开始好转。

对我爸来说，最好的安排是：他一直在广州治病和养老。哪怕瘫痪了，但只要情绪上不作，我都能把这个重任扛起来。广州的天气对他的病情也比较好。海拔不高，氧气充足，肺病不容易发作。天气暖和，腿不会变僵硬。偶尔做一点家务，活动着，有价值感，远离被骂被嫌弃被虐待，对身体和心情也好。

哪怕退一万步讲，他去农村老家，也是较优的选择。那里海拔低一点，天气暖和一点，他能照顾好自己，生活更自主、自由，只是离医院远，基础设施不方便。

但是，我妈一个人在丽江待烦了。她迫切需要一个人去供自己折磨，而我爸是最佳人选。然后，我爸去了海拔更高、冬天更冷的丽江，不被允许进厨房，每天被我妈冷言冷语和辱骂，后来连续生病两场，住了两次院。

我爸早就发展出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式的生存策略——他被骂了这么多年，已经学会了用“讨好”来换取片刻的安宁。

我希望我爸活着，因为他在，我就不是那个唯一的靶子。我们都被我妈折磨，只不过我爸选择了继续讨好，我选择了清醒地恨。

我根本没有任何“她能不能变好”的念头，因为我知道NPD是稳定的、难以改变的——不是“可能变好但还没变”，是她根本没有那个功能。

就像我不能指望一个盲人看见颜色，我也不能指望一个NPD感受你的痛苦。他们不是“不想”，是“不能”。

任何试图指出她问题、寻求她改变的尝试，都会被她视为攻击，然后引发更猛烈的否认、愤怒、报复。至于情感勒索、贬低、打压，只是常规武器。

继续留在那个关系里，我会死——不是比喻，是真的会死。

我现在想起我小时候有严重的哮喘。发病最严重的时期，正是和我妈住在一起的小学时期。

我在外婆家的童年时期，印象中也有发病，但我似乎没那么痛苦。

而在小学时期，我从山村回到乡镇上学，必须长期跟我妈住在一起。

我一发作就整夜咳嗽，整夜憋不过气来，呼吸声像拉风箱一样。我妈也照顾我，但一旦病情好转不了，就引发她的焦虑，接着我就被指责、辱骂。

上了初中，我去了海拔更高的县城，但除了第一年小发作了一下，之后居然不怎么犯病了。

我一直以为，是随着我长大，我体质变好了的缘故，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我远离了我妈。

哮喘本身就是一种受情绪影响很大的疾病。焦虑、紧张、恐惧，都会直接触发或加重哮喘发作。

在我小学那个阶段，我的身体处于一个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是疾病本身带来的生理痛苦，另一方面是我妈对疾病的反应带来的心理压力——她的焦虑、指责、辱骂，让我在生病的同时，还要承受“我生病是错的”“我让她不开心了”的罪疚感。

在外婆家，或是上初中之后，我生病的时候，得到的可能是照顾和安慰。生病只是生病，不会变成“罪过”。所以我的身体可以自然地应对疾病，而不需要额外承受情绪的负担。

但在母亲身边，生病变成了一件“错事”——我让她焦虑了，我让她麻烦了，我让她不开心了。我的身体不仅要对抗疾病，还要对抗那个“被指责”的压力。

后来远离母亲后哮喘好转，也许不是巧合，是身体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如今，我早就不再期待她变好，不再幻想和解，不再试图还清那笔还不清、理还乱的债。

我只是决定：我要活，我要好好地活。

我爸有他的选择，他要选择受虐，我救不了他，我顶多只能告诉他“如果你爱我，请你死在我妈后面”。但我可以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