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工作真的给我特别多的感慨，尤其是关于女性的归属感。
我硕士论文做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的女性身份认同。当时在北方农村做田野，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非常深。村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第一任丈夫去世之后，她嫁给了一个同样丧偶的男性。村子是典型的单姓村，有统一的祖坟，按照儒家社会的传统，死后能不能葬进祖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她婚后一直在为自己的归属问题焦虑。按照传统，她既不能进第一任丈夫的祖坟，因为她改嫁了；也不能进第二任丈夫的祖坟，因为第二任丈夫的第一任妻子已经葬在那里，而且她和现在的丈夫没有共同的孩子。她反复跟我说，自己死了以后不知道会被埋在哪里。她总是让我想起祥林嫂，她们都一样的担心死后的命运。
两年以后我再回去做调研，她已经不担心了。她悄悄跟我说，铁路修到村子附近，祖坟全都不存在了，大家谁也回不去了。当时给我一种很强的荒诞的感觉。现代性往往不是先改变人的观念，而是先从物质层面把旧的结构拆掉。祖坟没有了，很多关于归属的焦虑，也就突然失去了依托……
最近在中东做女性访谈，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从西北的农村到了中东的城市，我非常强烈的地感觉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女性对归属的理解差距真的太大了。我当然知道，这样的比较本身并不完全成立，历史背景、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都完全不同，但正因为差异这么大，反而更能看清楚，这几十年里女性的处境到底发生了多深的变化。这段时间我采访到的女性，有记者、导演、创业者、留学生、也有全职妈妈。她们没有一个再用过去那种方式去理解“归属”。很少有人会说，我希望安定下来，或者希望融入某个主流社会。更多时候，她们讨论的是选择、机会、风险、节奏，怎么样能把生活过得更好。
她们中间一些人总是需要在不同国家之间来回飞，一些人随时准备换城市，大家都不确定几年后会在哪里。但这种状态，反而像是一种新的常态。我感觉，也许不是说大家不再需要归属感，而是归属感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在我早年做田野时，女性的归属感往往是依附性的。它来自丈夫，来自婚姻，来自制度。能不能留在夫家，能不能被某个家庭接纳，最终能不能进入祖坟，关于死后的去处…归属只能是服从制度之后被给予的，而无法自己创造。
而现在，我在访谈中越来越多地听到另一种叙述。很多女性并不再把归属建立在某个固定的家庭、某个单位、某个国家之上，而是慢慢建立在自己身上。她们谈到安全感时，谈的是学历、能力、工作经验、经济上的自主，还有身体的健康。她们知道外部环境随时可能改变，国家会变化，城市会变化，行业会变化，还有公卫的危机，战争的威胁，但如果自己还有行动能力，还有判断力，就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当然，没有一个稳定的结构可以完全依靠，人就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这需要极强的自我和自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西方社会科学里，我们常常批判现代性，批判它带来的流动、不稳定、原子化和孤独。但这些年的个人生活经验和田野经验，让我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现代性也给了女性一种过去很难拥有的支持。教育的机会，工作的可能，跨地域的流动，经济上的独立，还有对身体和生活更大的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