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的评论中，有一点最为深刻，那也许是关于“创作过程”这一问题的看法中最深刻的。他断定阿赫玛托娃在创作《安魂曲》时正经受着巨大的痛苦。儿子入狱，她所承受的痛苦是诚挚的，可在将痛苦诉诸笔端时，她却感到自己的情感的虚假，这正是因为他不得不将个人感情转化为形式。形式为了成全自身，利用人的情感，从而成为情感的寄生虫。

在艺术领域，布罗茨基绝非民主派。首先，他认为纵观历史，在任何国家，对诗歌感兴趣的人不会超过其人口的百分之一。其次，诗人的地位是不等的，只有少数一流的诗人例外，“成就更高的大诗人”或者“成就稍逊的大诗人”这样的称谓用在他们身上都不合适。作为天生的平等主义者，他反对将人分成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可就艺术而言，他却跟纳博科夫、贡布罗维奇一样属于贵族。

对于很多同时代的诗人而言，布罗茨基是后盾，也是参照。他的作品和经历时时提醒人们：写作确实存在着等级，尽管人们经常在口头和书面上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写作等级不是经由“三段论”推导出来的，也不能通过讨论来判定；而是由我们日日常新的生活和写作去证实的，好比我们对于美丑、真假、善恶、以及自由和专制所作的基本区分。最为重要的是，等级彰显的是对高贵的崇敬，对低劣的鄙弃——不止是蔑视。可以用“崇高”来描述布罗茨基的诗歌。他的命运显示了人类思想的高迈，正如普希金评价密茨凯维奇时的所说的，“他站在高处审视生活。”

——米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