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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国内学界，让我最觉得可喜的状况就是两位思想家的重新翻红，一个是汉娜·阿伦特，另外一个是其格蒙特·鲍曼。阿伦特的翻红自不待言，今年她的书进入了公共版权，众多经典作品翻印，单是《人的境况》就不下七八个版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的核心观点：因为不会独立思考而引发的“平庸之恶”，与当下社交媒体横行人人沉迷于短视频造成的脑腐形成了巧妙应和，吸引了很多年轻读者。我经常跟朋友打趣说，多一个人读阿伦特，脑残的人就会少一个。
鲍曼的翻红也是如此，他的很多书已经在国内出版多年，但是也仅限于在小圈子盛行。直到《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的再版，引发了重新一轮阅读鲍曼的热潮。这两年他的几本谈话录也非常亮眼，几乎每年都能入选很多媒体的十佳作品。我以为这股热潮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刚读完了他的另外一本访谈录《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之后，我马上意识到，虽然今年刚过去了三分之一，但是这本书大概率又可以入选我的年度十佳。
这是鲍曼和英国社会学家基思·特斯特在2000年左右做的五场对话的文字版。正如特斯特所言，鲍曼的作品卷帙浩繁，主题众多，所以五场对话不可能涵盖很多，所以对话主要针对他“英语期”的作品，当时鲍曼正好对后现代性开始产生兴趣，因此围绕“流动的现代性”写了很多文章。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学概念的重新思考和定义，与当下形成了一个跨越时代的对话。特斯特有个形容说的好，他形容说鲍曼的思考犹如手持利刃刺向未来，真是一语中的。这种前瞻性的思考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的魅力所在，这也正是他的思考从不过时的原因，尽管脱离了当时的语境，依然可以在当下重新焕发思想的魅力。
略举一例，在谈话录中，鲍曼正好提及到了阿伦特，他说并不赞同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论断，首先他不赞同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判断，即他是一个不会思考只会执行上级命令的平庸官僚。鲍曼说，正好相反，艾希曼之所以是个极为成功的高级官僚，究其原因就是他高效的思考能力，而获得了无数勋章和嘉奖。他甚至略带嘲讽地说，如果希特勒赢得了二战，各大学很可能会争相聘请艾希曼教授管理学。
但这个不是鲍曼强调的重点，他说从艾希曼身上看到的不是平庸之恶，而是恶的理性。何为恶的理性？如果你具备良好的思考能力，遵循了所有的理性规范，做事高效，犹如机器人一样行动，但是却缺乏道德上的约束和指引，这种思考能力不但不会阻止恶的发生，甚至可能成为恶最高效的发动机。这种思考催生了鲍曼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诞生。
考虑到这本小书讨论的问题的厚度，我没有办法说清楚鲍曼谈话的每个议题，但是至少我们要明白一个好的社会学家是什么样的。比如在鲍曼看来，社会学工作不是建构秩序，规训人类，社会学只有在生活中对人性有所帮助才是有意义的，鲍曼的社会学研究的动机正是源自对人性的无条件的尊重，他致力于用社会学捍卫人性的尊严。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追捧这位可爱的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