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一个孤女，是吃着村里百家饭长大的，生产队出钱供她上的学，1978年她高中毕业。

部队来他们公社招兵。她想报名参军入伍，可是大队妇女主任不同意。她们村里的人知道后，有二十几个人带孤女去公社武装部去找，被门岗拦下了。人群里走出我爹，他卷了根旱烟，没点，别在耳朵上。他朝门岗说：“同志，我们不是闹事。这闺女叫林秀，是我们全村一口米一口汤喂大的。她念书，队里每年出12块5的学费，出了十年。现在她想去当兵，妇女主任卡着章不给盖，我们来问问，这政策是不是改了？不让贫农子女保卫国家了？”

他声音不高，每个字都像秤砣，砸在地上。

武装部里出来个干事，姓陈。他看了看林秀，又看了看黑压压的二十几号人，衣服上还沾着田里的泥。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转身进去了。十分钟后，他拿着张表出来，表上已经盖好了公社武装部的红章。

“让她填表。”陈干事把表递给我爹，“妇女主任那边，我们会去沟通。”

事情好像就这么成了。林秀填表时手有点抖，我爹把她手里的钢笔拿过来，在自己粗布袖口上擦了擦笔尖，再递回去。那支钢笔，是队里奖励她考上高中时买的，英雄牌，一块二。

体检，政审，一路绿灯。发军装那天，全村人都聚在打谷场。林秀穿上那身绿，对着乡亲们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妇女主任也来了，站在人群最后面，脸绷着。我爹走过去，递给她一包用旧报纸包的东西。她打开，是两斤白糖，供销社买的，一块六一斤。妇女主任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把糖揣进怀里，转身走了。

林秀走的那天，凌晨四点，村口停了辆军绿色的卡车。送行的只有我爹和我。我爹把一个蓝布包袱塞给她，里面是二十个煮鸡蛋，还有一卷用油纸包好的全国粮票，三十斤。那是他攒了两年，准备给我娶媳妇用的。

“到了部队，好好干。”我爹就说了这一句。

卡车发动了，林秀从车窗探出身子，一直挥手，直到变成一个小绿点，消失在晨雾里。

之后三年，村里每月都能收到林秀从部队寄来的信和汇款单。信是写给“全村父老”的，汇报她在卫生队当上了标兵。汇款单每次都是十块钱，附言栏永远写着：“还学费”。

第三年秋天，汇款单变成了二十块。信里说，她提干了。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照片，她穿着四个口袋的军装，笑着，旁边站着陈干事。信里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陈干事去他们部队考察，偶然遇上了。

我爹把照片和信收进一个铁皮盒子里。那年除夕，妇女主任拎着两瓶酒来到我家，酒是本地烧刀子，一块一瓶。她和我爹就着一碟花生米喝酒，喝到一半，她忽然说：“那年……上头给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公社里定了我侄女。可林秀这孩子，成绩实在太好了，好到让人没法装看不见。我卡她，是怕她走了，这名额就真落不到咱村了。”

我爹给她斟满酒：“知道。你那侄女，后来去棉纺厂了，也挺好。”

妇女主任红了眼眶，把酒一口闷了：“那两斤白糖，真甜。”

又过了很多年，林秀转业到了省城医院。我爹肺不好，我去省城找他女儿帮忙联系大夫，才第一次踏进林秀的家。三室一厅，窗明几净。她爱人正是当年的陈干事，如今已是陈局长。

饭桌上，我小心翼翼提起当年那每月十块的汇款单。林秀的爱人，老陈，放下筷子，笑了：“哪是什么汇款单。那会儿她一个月津贴才六块。头一年，是我每月垫四块，凑成十块寄回去的。后来她提了干，津贴涨了，才真还上了。”

林秀给他夹了一筷子菜，轻声说：“说这些干嘛。”

送我走时，林秀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是给我爹买营养品的。回到旅馆打开，里面是两千块钱，还有一张发黄的纸片，是当年那包白糖的购买凭证，金额：壹元陆角。凭证背面，有一行褪了色的小字，是我爹的笔迹：“她的路，得让她自己走。甜，留给人尝。”

我把凭证小心地夹回信封，那两千块钱，捏在手里，忽然就重得提不动。窗外省城的夜灯火通明，我仿佛又看见了1978年那个清晨，村口弥漫的雾气，和那辆载着一个孤女奔向远方的绿色卡车。路从来都不平，但总有人，默默为你垫过那块最硌脚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