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增订版）》（2015）
“英雌”和“她”：字词、性别与政治

五四时期，男女平等思潮所激发的女性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的确带给人们特别是部分知识女性对于那些传统汉语里与“女”有关的字词，尤其是那些“女”旁汉字的格外敏感。她们对“她”字的不满，也未尝不是由对一系列与妇女地位低下、命运不堪相联系的汉字极端反感和联想的结果。
据笔者查考，五四前后，不仅有人主张废弃“妾”和“妓”这等被视作“糟践”妇女的字，还有中学女生公开撰文，主张把当时流行的“婦”字也改为其古异体的“媍”字的。后者的观点与那些主张废弃“她”字者，实如出一辙，甚至立论点还要更“高”。
你瞧，有的中学女生竟这样声称，“从前用错了的字，无须说得，到了今日有些觉悟，就应该改正过来，庶乎社会上的事情渐渐因文字变化，人民的思想也渐渐随社会革新”，这正是读书识字者应有的责任所在。而这个“婦”字，竟把妇女的职责仅局限于“拿着扫帚侍候公婆服从丈夫”，这无疑是错误的，作为妇人，她起码还应该同时肩负起有意义的社会责任来。作者极其不满于“婦”或“媍”字与“夫”字造字之初就已表现出一种男女不平等现象，她抱怨古代那些造字的先辈说：

何以作字时绝不斟酌？作个媍字，说是女的，所以从女；作个夫字，倒不加男旁，不说是从男。好像男子是个主体，女子是附属的一般。这就是拿人是主体，凡百鸟兽是附属物做比喻的。

不过对于作者而言，“媍”字尽管仍不如意，但它总算尚能表明“妇女还不是虚生着，也还负得与男子平等的责任”，因此比起“婦”字实在是仍略有改良，终究“意义宽大些”，所以女学生郑重建议，必须改“婦”为“媍”字，并天真地相信：“当世大家，一定是很赞成的。”
如果我们联想到民国初年时，著名保守人物辜鸿铭在他那部名扬天下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正是拿“婦”字和“妾”字的字形结构为借口，来替传统三从四德的妇道和纳妾制公开辩护的，就不难理解何以五四时期那些初具新思想的女中学生们，也会想到要从改造“婦”、“妾”等文字着手，去维护妇女自身的权益了。
实际上，类似从男女平等的现代女权观念出发，对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些传统汉语字词进行非议和抗议，以批判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这类的言论，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五四前后不过是对其的延续和发展而已。如1907年，刘师培的夫人何震在《天义》报上发表《女子复权论》一文，就曾拿一批“女”旁所构汉字说事，发出尖锐的女权批判之声，透露出新时代的精神气息。文章写道：

“婐”字从“女”、“果”声，或训为女侍。《孟子》“二女婐”，赵注亦训“婐”为“侍”。足证古代女子，所以备男子唤使也。
“妇”（婦）字训“服”，象持帚之形。《曲礼》云：“纳女于大夫， 曰备洒扫。”盖以奴隶之职归于女子，故责女子以服从。
“嫔”（嬪）字从“女”、“宾”声，“宾”字从“贝”。而《周礼》有“嫔贡”，盖以女献君为“嫔”，视女子为货物之一也。
“奴”字从“女”从“又”。古文屈曲，象械系之
形。与“民”字同。盖古代之视女子，固不异于囚虏也。
“帑”字训为金币所藏，而称妇子亦日“帑”，或易字为“孥”。此古代以妇女为财产之征。
“妃”字为币帛成匹之称，而称嫔御亦日“妃”，亦古代以妇女为财产之证。
由是言之，则古代之时，女子之名最贱，其义
务亦最多。受系累者，女子也；充贡献者，女子也；勤力役而操工作者，亦女子也。男子以女子为生财之具，故得女子愈多者，其家愈富，与南美使役女奴相同。后世以“嫔妃”为尊称，岂知古代称女为“嫔妃”，实用物之不若乎？“妇人”二字，为女子普通之称，岂知“妇”字从“帚”，此即陷身奴隶之纪念乎？……且三代之时，夫人自称日“小童”；后世之女，均自称为“妾”，或以“奴家”自称，岂非女子甘以奴隶自居耶？又人有恒言，均曰“妇人孺子”。以“妇人”与“孺子”并称，其轻视女子为何如？又，《论语》言“惟女子与小人”，以“女子”与“小人”并称，其贱视女子为何如？是虽钳尽女子之口，不能掩压抑妇女之迹也。此专制者一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样是在20世纪初的清末，那种主张对这类汉字直接加以改造，并大胆进行实践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已经发生了。在这一过程中，“英雌”一词的创造和使用，便极具典型性，它针对的是字面上原本体现男性社会文化霸权的“英雄”二字，并贯穿了清末到整个民国时期，一直流传至今。
清末时，“英雌”一词甫一出现，就表明了为救国而争“女权”的时代精神。1903年，一名留学日本自称“楚北英雌”的新女性，在《湖北学生界》发表《支那女权愤言》一文时，就慷慨激昂地表示：

吾国女权之衰息，数千年于兹矣。同属黄帝之
裔，而蓄之为玩物；均处覆载之中，而汛之于黑狱。……世世儒者赞颂历史人物日大丈夫，而不日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鼠目寸光，成败论人，实我历史之污点也。

女革命先觉秋瑾在追求革命的过程中，不仅以其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树立了“英雌”的楷模，在文学上也是实践“英雌”一词书写的先驱者。她那未完成的长篇弹词《精卫石》残稿，第一回便题为“睡国昏昏妇女痛埋黑暗狱，觉天炯炯英雌齐下白云乡”。南社诗人柳亚子也曾有“良妻贤母真龌龊，英雌女杰勤揣摩。……素手抟成民族魂，红颜夺尽男儿气”的著名诗句。革命党人对“英雌”一词的青睐，使得该词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反抗既有社会秩序的政治色彩。
不过，从清末时“英雌”一词的使用来看，它们都似乎太过于凸显女性与男性相对的“雄、豪、侠”的一面了。这虽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下救亡有责的时代特征，在当时也表现出积极的一面和作用，却并未能真正摆脱以男性为标准的“英雄”范式：那种较多体现基于女性生理和心理特点的女性主体性，仍然缺失。20世纪中后期的“铁姑娘”，毋宁说正是此种“英雌”追求的极端发展。
进入民国后，“英雌”一词的使用总的说来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多了。较之清末，民国时期的“英雌”使用同时也少了几分庄严，多了一些幽默与谐趣。不过，那种与男权相抗的时代意味，仍旧蕴含其中。如1916年，《小说月报》第9号刊载了一篇题为“英雌镜”的小说；1924年《红杂志》登载了《霞飞帐下之英雌》一文；1927年，益世报出版部推出董阴狐的6册章回小说《英雌夺婚记》；1928年至1930年间，曾朴续写的《孽海花》第31回的标题“抟云搓雨弄神女阴符，瞒凤栖鸾惹英雌决斗”中，就都用了“英雌”一词；19世纪30~40年代，甚至流行于社会的电影片名中，也有所谓《玉阙英雌》和《乱世英雌》者。
“英雌”一词的渐多使用，终于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反感。1934年，有个自署“湘如”的人，在《北洋画报》1115期上公开表示“抗议”，认为“英雌”极为不通，使用者系无知妄为，把“女英雄”改为“英雌”，恰如将男人之“阴险”改为“阳险”，实在无谓，他因此高呼“打倒英雌！”文章写道：

论语派的幽默小品作家，有时高兴摆弄字眼，
用些什么“男士”、“英雌”之类的滑稽名词，这自然有他专寻低级趣味读者来欢迎，我管不着。但近来看过几篇态度本来正经的文章，也“英雌”、“英雌”地写着：难道这个不通的名词，居然有正式被采用通行之势了吗？不由得我提出抗议了。女英雄便是女英雄，用不着断头改尾，自作聪明，嚼字咬文，妄生分别，去加以改造。正如说某人性情阴险，不必因为他是男子，便改口“阳险”。……本来一个名词，只是代表一个整个的概念，构成这个名词的单字，在结合之后就不再容他原来的意义单独活动，否者便失去他的整个的代表性了。例如主席，不因为实际大家并非席地而坐，要改称“主椅”；运动会的选手，也不因赛跑者其技在腿而特改“选足”之称。而且不特复字词如此，单字词也是一样。

作者有力地论证说，中国字本有“六书”，其中形声字占绝大部分，这些形声字“骤视似甚合理，然而日久世事递嬗，声是形非”。比如“砲”字，本来是“石”字旁，后来发明火药，“石”旁改为“火”旁，“砲”遂成为“炮”，然而“今日发炮，已无明火，且有电气炮之制”，以“火”字为旁，已不能概括其意无遗；又比如“椀”字，本来从木，后因为瓷器与石质类似，“木”旁被改为“石”旁，“椀”字遂变为“碗”字，然而今日又“有搪瓷、电木、铝制”等盛饭之器，“木石之意”又何从体现呢？
有鉴于此，作者强调指出：“夫字书之部首有限，而事物之变化无穷。一字一词，原应代表一完整之概念，断不容固执其偏旁单字，强加离析，擅为更换。此皆妄为，殊不足以为法。‘英雌’一词，尤宜打倒。”
应当说，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湘如所言符合汉语字词发展的一般规律，就总体而言，乃是正确的意见。我们必须保证传统的基本汉字语词的相对稳定性和权威性。不过，从今天的后见之明来反观，“英雌”一词虽一直没有大规模流行开来，却也并没有完全被“打倒”，这一现象同样值得深思。
笔者研究发现，此后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英雌”一词都仍有使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港澳地区还有人在使用。在娱乐消闲文学和幽默报道盛行的今天，该词甚至还重新出现了某种逐渐时髦的走势。这里有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因素在发挥作用，无论从纯语言学角度的反对多么有力，也都劳而少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