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一书中，极其冷酷地揭穿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所谓神圣的“工作伦理”，从头到尾就是一场资本主义为了匹配大机器生产而精心设计的规训与剥削。早期的工厂主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让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由散漫的农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绑在轰鸣的流水线上长达十四个小时。

1930年，也就是全球正陷入大萧条的最黑暗时刻，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写下了一篇极具科幻感的文章：《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

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把目光投向了100年后，也就是2030年左右。正是马斯克所预言的人类被AI超越的时间点。凯恩斯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资本的复利，人类在2030年终将彻底解决“经济稀缺性”的问题。

他写下了那段被后世反复引用的预言：“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压力中解放出来后，应该如何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漫长而美好的时光，如何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我们从未学过如何在没有老板、KPI、公司头衔的情况下去定义自己的价值。我们这具碳基肉身，早已被异化成了系统上的一个零件，一旦脱离了运转的机器，就只剩下一堆无处安放的废铁。

当下是拥有无限上下文记忆的大语言模型、能以假乱真的多模态实时生成技术，以及无孔不入的生物反馈追踪。

越是算法无法预测和优化的非理性，越是我们生而为人的绝对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