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董Mercurio
26-05-10 18:31

【财政学的眼睛】

西班牙是个我愿意去旅行一万次的地方,如果人生有一万年。但是人生短短不过百年,我依然百去不厌。故地重游,这次内心有更多思索:为何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帝国,最后轰然倒塌?为什么它没有诞生像英国那样的辉煌的文明——遍及政治、科学、技术?为何这个帝国的才华几乎局限于艺术领域,而科学上似乎终归还是沾染着“欧洲的荣光”?我不是说它的航海、天文、勘测就因此不重要,而是考虑到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果实都如此丰饶,再考虑到西班牙起步如此之早、远洋贸易带来的财富如此之多,为何它的果实,好像塞维利亚的橘子树、远看丰美实则多少酸涩,那些果实固然香气动人,但考虑到邻居们放上餐桌的肥美生蚝、布列斯鸡、烤全羊和千百种奶酪,那些橘子就像它们所带来的一切——满城飘香,但人们捏在手上就会期待——可否那干瘪表皮下的汁水更甘甜丰腴一些?

有两个精彩的论述。一个是前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师承诺斯的制度经济学,写过一篇有名的论文,论述英国因为出现了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英国贸易的利润流入民间,变成了金融资本、创新创业的动力;西班牙的王权兴盛,那些资金都被王室挥霍了。另一个论述来自伟大的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它论述了西班牙因为土地贫瘠、山地遍地,诞生着更分裂、而更需要集中的体制。这里多写一些。我观察到网上很多写作者,在并没有深读多少地理和历史地理作品的时候,看见“地理决定论”这几个字就贸然批判,甚至义愤填膺,我以为这是一种愚昧结合了哗众取宠。地理之于文化和体制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个人。放在个人角度,原生家庭的不足和限制可以被少数意志卓绝者摆脱。但是放在群体角度,地理的原生家庭多数落入概率学区间——“量”本身就是用平均值对抗着极少数个体的不确定溢出。东方治水结构的集中体系,在东亚和地中海的东方(埃及)都同样出现。布罗代尔的论述我认为是深有启发并且精彩的。

但是我还是有个更深的、希望探讨的领域——那就是离开历史学家的叙事角度,站在财政学家、经济学家的角度看呢?这些经济损耗是怎么测算的?这些经济效率的数字是怎样体现的?我喜欢看理性的数字,来验证文本的叙述,哪怕这样的叙述经典、权威、早已被验证。这就是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大展身手的地方。我想到苏联。Anne Applebaum本质上是历史学家,但是她努力在文档中测算,最终测算Gulag经济在多个重要产出上,有可能占到当时苏联经济体的25%——四分之一的经济投入在彻底没有消费循环的低效率生产上,再叠加死气沉沉的社会经济,这犹如建国时的美国大南方。David M.Kotz测算了苏联工厂在计划经济指令下如何低效,具体的损耗怎样发生、传导。这些测算都是我深感兴趣的。

所以我开始读财政学的书,想看看西班牙在财政意义上的运作。Mauricio Drelichman和Hans Joachim-Voth写作的西班牙极盛转衰时期——菲利普二世时期的财政运作。作者的观点似乎是: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债务违约,其实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深重糟糕的后果,而是达成了某种王室和贵族的平衡默契。这个看法似乎和历史学家的论述有微微的出入。我现在的知识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财政学的角度会为我打开全新的视角。我带着兴奋踏入这个此前对我而言陌生的领域。

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读书的快乐无以伦比,又和现实的美食美酒、此情此景映照。古老世界和现代世界从来都紧密连接。想象的风筝和现实的考据亦并不矛盾。我为这个世界上可以探索的一切——地理世界、思想世界、艺术世界和科学世界,干杯!

董董Mercurio
May 10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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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