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烈（1902—1994），湖北省枣阳县人，是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七君子”之一。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我党首任妇女部长。她的一生跨越了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漫长岁月，其经历极具时代代表性。作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女党员之一，杨子烈和“七君子”其他成员展现了那个时代女性追求独立、平等和民族解放的勇气 。杨子烈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沉浮，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中一个复杂而真实的缩影，反映了在大时代变革中个人选择与历史洪流的交织。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县琚湾镇，设有杨子烈故居；在老河口市（原光化县）袁冲乡中学，建有袁溥之、袁震之纪念馆，以纪念这些从鄂北走出的巾帼英雄 。』
一、杨子烈的生平轨迹可以分为几个关键阶段：
1. 求学与觉醒：出生于湖北枣阳一个开明家庭，未裹脚并接受新式教育。16岁考入湖北女师，期间受陈潭秋等人影响，投身革命，参与领导了1922年的女师学潮 。
2. 革命伴侣：1924年，她与中共创始人之一张国焘结为革命伴侣。两人曾共同在莫斯科、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杨子烈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并在延安时期担任过政治教员和产科医师 。
3. 离散与漂泊：1931年后，因顾顺章叛变等事件，杨子烈与组织失去联系，独自抚养儿子。1938年，经毛泽东特许，她前往南京张国焘身边。随着张国焘1938年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杨子烈随之离开延安，跟随张国焘辗转重庆、台湾，最终定居美国、加拿大 。
4. 晚年回忆：尽管丈夫叛变，杨子烈始终对中共保持敬意。晚年她在加拿大撰写回忆录《往事如烟》，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和对毛主席的感念之情。她于1994年在加拿大逝世，享年92岁 。
二、杨子烈生平
1902年生于湖北枣阳，父亲杨毓达是地方士绅，母亲持家有道、开明达理。在母亲的坚持下，小时候的杨子烈没有像普通女孩一样裹小脚，8岁的时候由祖父启蒙写字读书，后就读于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入学时，祖父为她改乳名“小凤”为“子烈”。人如其名，她性格不羁，嗜书成癖，在课余常背着老师和家长偷看《水浒传》《梁祝姻缘》《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在晚年的回忆录《往事成烟》中，她说：“我不是一位绣花姑娘，自幼就有点像某些男子似的。”
1917年，杨子烈从高等小学毕业，适逢武昌省立女子师范到枣阳招生，她立志投考。当时，男子出门已不容易，女子赴省城读书，在枣阳尚无先例。杨子烈的父亲、叔叔、哥哥、嫂子等均反对她外出上学，只有母亲支持她，说：“男女同是人，为什么女子就不能出门读书！可约几位女同学结伴去。”于是，杨子烈费尽唇舌，劝说了李兰英、江玉贞、王文凤、周歧凤、骆继凤等同学一起投考，并请年高有德的史地教师马守仁老先生护送她们到省城。全省报考的学生有400多人，仅50个录取名额，经过初试、复试，枣阳同去的5名学生被录取，杨子烈名列第一。
初入湖北女师，杨子烈严守“诚、勤、节、朴”的校训，从“饭来张口”的大小姐慢慢地转变成了能独立生活的女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得平静的学校生活起了不小的波澜，杨子烈和数十位同学在征得校长同意后，打着校旗上街游行。多年后，她回忆起这场游行说：“这一群爱国年幼的女学生，平日像修道院的修女般，足不出校门一步，东西南北也分不清楚，现在受到爱国热情的驱使，执着旗子在小街陋巷走了一趟，幼稚的心坎上似乎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安慰，深知国难方殷，列强虎视眈眈，像蚕食桑叶般的要将中国瓜分。”
1921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涌进了湖北女师，湖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潭秋、刘子通等受聘到校讲课，他们以《新青年》《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上的文章作为教材，在课堂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治的腐败等，启发学生自觉思想，关注、批判现实。杨子烈颇受震撼，她结合自身生活体验，陆续写下了《束胸之害》《剪发》《放足》等短文，追求进步思想。同年冬，她参加了陈潭秋组织的“妇女读书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第一个妇女组织。通过“妇女读书会”，杨子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湖北较早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女子之一。
不同思想的交汇必然引起现实的震荡。1922年初，湖北女师的校长王式玉认为，学生自动的剪发、到男校看话剧、要求撤换古板的学监等“不安分”的行动是受教师刘子通的鼓动，于是他将刘子通解聘。杨子烈听闻这一消息后，立即和好友徐全直、夏之栩、庄有义、陈媲兰，带领同学到校长办公室，恳求校长收回成命。不料，校长不但没有答应学生的恳求，反而在学校挂牌开除了杨子烈、徐全直、夏之栩、庄有义、陈媲兰等五位同学，同时上报湖北省教育厅，要求对刘子通“迅即查办、驱逐出境”，“省城内外公私立男女各校，不得聘该教员充任讲席”。学生被激怒了，开始罢课，将开除学生的告示牌摘下，摔碎，要求校长辞职。教育厅也挂出开除杨子烈等五位同学的牌子，女师的学生们立刻前往教育厅门口静坐抗议。一时学潮涌起。社会上一些进步人士、青年学生纷纷带着饼干、水果等到教育厅慰问静坐的女生；武汉学联发表宣言，号召武汉三镇的大学全体罢课，支援女师学潮；省内外报纸争相报道学潮动态。最后，教育厅不得不明令撤去王式玉的校长职务，给杨子烈等被开除的学生提前发给毕业证，平息了学潮。
经过这场学潮，新文化运动在湖北的影响扩大了，杨子烈成为知名的学生领袖，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了，她在董必武、李汉俊等名师的关心指引下，于1922年夏天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春，杨子烈北上，考入北京法政大学，不久因家庭经济问题而转入公费的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她参加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结识了张国焘、张琨弟等北京地区的早期共产党人，经常把北京的情况写信告诉武汉的马克思主义者，使北京和武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保持了一定的联系。
1924年2月，她同张国焘结为夫妻，不久就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与张国焘共同经历了五个月的牢狱生活。
1925年，获释的杨子烈当选为中共中央妇女部委员，被派往莫斯科学习。
1927年回国。
1928年再次被派往莫斯科学习。
1931年回到上海工作，后因叛徒出卖，中共中央上海局秘密机关遭到破坏，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四处躲藏。
直到1937年，她才在南京找到了党组织，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会面后，立即奔赴延安，与丈夫张国焘团圆。
三、湖北女师七君子
1922年，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爆发学潮，反对校方解聘进步教师。七名带头的女学生被开除，她们因此被称为“女师七君子”。这七位女性后来大多成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女革命家或社会活动家：
1. 杨子烈（湖北枣阳人）：后嫁予张国焘。
2. 徐全直（湖北汉阳人）：后嫁予陈潭秋，1934年英勇就义。
3. 夏之栩（湖北武昌人）：后嫁予赵世炎，解放后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4. 陈碧兰（又名陈媲兰，湖北黄陂人）：先后与罗亦农、彭述之结婚。
5. 袁溥之（湖北光化人）：后嫁予陈郁（曾任广东省委书记）。
6. 袁震之（湖北光化人）：后嫁予历史学家吴晗。
7. 庄有义（又名李文宜，湖北应山人）：后加入民盟，从事妇女运动。
这七人中，有三位来自襄阳地区（杨子烈、袁溥之、袁震之），她们在董必武、陈潭秋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下，于1922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
【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细述张国焘出走后延安的余波 http://t.cn/AXinqr8I 沉默不语 2025-06-04 13:36河南】
杨子烈60年代末写了一本名为《往事如烟》的回忆录，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书中最后一章述及张国焘叛离延安后，她为争取与张国焘团聚，与当时中共多位高层领导人的交往、对话。其对各领导人的描述个人好恶直接了当，虽可能有偏颇甚至不实之词，但对相关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仍有一定的可读性。
以下摘录部分内容：
张国焘离开延安一个多月后的1938年5月16日，杨子烈才从陈云口中得知张国焘的准确消息。当天杨子烈与陈云有如下对话：
“子烈同志，你知道吗？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
“噢!发生了甚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一怔，惊奇的问。
“国焘走了!”陈云双眉紧皱，低着头说。
“噢!他不是党派往……。” “不是，他走了!”
“他走了?”我垂着头呐呐地说，心如刀绞。
“不要难过!子烈同志。”他诚恳的安慰。
这个时候一个工人同志用大条盘送上四碟菜，有肉有鱼有蛋，另外一碗汤。陈云让我吃饭。 “我吃过了。”其实我并未吃午饭，只是听到国焘走的消息，我难过得哪还吃得下饭。
“国焘有一封信给你，他在汉口等你，你去不去?”陈云将信交与我。我心中又是一怔。满心想去找国焘，恨不得马上能够看见他。但一时不好意思出口，只低声说：“我考虑一下。”
“好!你肚内的孩子已有几个月?”他看着大腹便便的我。“六个月了!” “那你要好好当心！若果有同志们闲言闲语，你来告诉我好了。”他异常关切的对我说。
很明显，杨子烈笔下的陈云既善解人意又关怀体贴。令笔者有点意想不到的是那年月的四碟菜这个细节，居然肉鱼蛋都有，还外加一碗汤。如果属实，可见1938年延安至少高层的生活水平还不错。还有“走了”这种表述，挺容易让现在人误解。
次日上午，勤务员引我到教员的住处，刚巧刘少奇同张闻天都在。我还未开口，教员就热烈的走近我，很和蔼的轻轻在我的肩膊上一拍，似认真又诙谐的大声笑着说：“好呀！子烈，国焘把你丢下，跑了!”
我在喉管裏咕了一下，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强自镇静的说：“他为甚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 “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大功臣。”教员高兴得伸出右手大拇指。
“子烈!到我那里来玩嘛。”刘少奇亲切的说。“好，我不晓得你住在哪里，过两天，要勤务员引我去看你。”我说，可是以后我并未去他那里。
此时张闻天紧绷着一张“布尔什维克”的脸，好像没看见我一样，昂着头，站起身，一声不响走了。我也在心底里讨厌他，自然不会睬他。
此时杨子烈笔下的教员轻松诙谐，调侃的语气似乎带着一丝嘲讽，当杨子烈表达想去汉口找回张国焘时，教员并未阻止，反而鼓励道：“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大功臣。”
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一种激励，也可以看作是对杨子烈立场的试探；刘少奇亲切温和，主动邀请杨子烈去他家做客；而张闻天的反应截然不同。他绷着脸，一言不发地起身离开，对杨子烈表现出明显的冷漠和排斥，而杨子烈对他的反感也溢于言表。
过了数日，李富春来边区政府开会。“富春同志，我要到汉口去找国焘，请组织部批准。”我正式向他要求“好好，让中央开会决定，然后再通知你。”
计算时日，国焘离开延安，已近两月。我要求去汉口的事，毫无消息。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雨，窗外淅沥的雨声，点点滴滴……我躺在床上翻覆不能成眠，於是起身坐下来写信，给共产党中央写信：
亲爱的中央同志们：我肚内的胎儿已经七个月，离生产期将近。孩子出生后，我不能随便放弃，必须要好好养育他。养育孩子势必不能工作，不工作，就不配做共产党。你们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她可以代我扶育孩子；因此我想回家生孩子，把孩子交给妈妈，那时我再出来，在党领导之下工作。请你们千万准许我回家，感谢之至!
信中大意是如此，年代长久，早已记不清详细了。次日，把信交与勤务员，要他送往中央。可是三四天过去了，渺无回音。
我灵机一动，带着儿子海威和勤务员领路到组织部去。李富春、陈云都在，我开口就问自己走的事。
“中央开会时，毛主席决定不要你走！组织部不管。”李富春铁青着脸粗声粗气的说。
“噢！那怎么行？我要走！”
“孩子有几个月了?”陈云温和的轻声问。
“已经七个月了!” “要走，就快走!”陈云低声说。
“好！我去找毛主席。”我们立刻离开组织部。
在组织部的交涉中，李富春的态度冷硬，他直接表示是教员决定不让她走。而陈云则仍旧温和，甚至劝她：“要走，就快走。”这或许表明，陈云虽然一向谨慎行事，但对杨子烈的处境仍存一丝同情，是真的替杨子烈担心。最终，杨子烈不得不直接去找教员。
勤务员领我和大儿子海威爬了好几个土坡，才走到教员住的地方。
“毛主席，我想回家养孩子，你批准我吧!”我说。
“那是组织部管，你去找他们。”毛说时声音很低。
“不，我刚才从组织部来，富春同志说是你决定的。你们两处，你推他，他推你!那怎么行?你看我大着个肚皮，跑来跑去，实在跑不动了！你现在就干脆写张条子给我吧!”我恳切的说。
他无话说了。提起笔，摊开一张白纸写：“让子烈同志回家吧！”他一面写一面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现在国焘已被戴笠捉去了。戴笠是甚么人，你知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呀！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
他好似骗小孩子。“好好！谢谢！”我拿着字条高兴得起身告辞。面对她的坚持，教员最终写下“让子烈同志回家吧！”的批示。然而，他在写信时依旧试图影响杨子烈的看法，强调张国焘已经被戴笠“抓走”，并保证无论何时，她都可以回到党内。
这种说辞是否违心且不说，至少表面是好意，但多年积怨后的杨子烈斥之为“好似骗小孩子”。从杨子烈与毛主席的对话口气也可看出，应该杨子烈的资历摆在那，即便是张国焘已被开除党籍，她也没有求人帮忙时的小心翼翼，口气直言不讳。
我再到组织郡，李富春仍然是那副极不愉快的铁青脸。看了条子，立刻就写了张路条，同时他指着海威问：“他呢?” “当然跟我一块回家，他还小得很！”拿到批示后，杨子烈再去组织部，李富春的态度依旧不善，脸色铁青。但他不得不批准了她的请求。
到了汉口，依然是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汉口和武昌这样宽广，谁知道国焘现在何处?我明白，现在是抗战时期，一致对外，国焘出来是共赴国难。国民党再不聪明，也决不会像教员所说把国焘捉起来了。
我在招待所住了两天，共产党的负责者周恩来和秦邦宪等都未理我。我心急如焚，写了张条子要求会见周恩来。记得条子是早上派人送去的，八路军办事处就在招待所斜对面，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办事处的大门。这张条子很有效，晚间有人对我说：秦邦宪要我即刻去办事处。
“国焘住的地方我知道，已派人去通知他，明天上午他会派人来接你。”秦邦宪看见我就说。
第二天上午，国焘果然派人来了。临行时，周恩来邀我到八路军办事处小饭厅里，他端着一杯热奶，两片土司，一面饮，一面说：
“奇怪得很！我不知道国焘为甚么要离开党?在办事处我同他谈了两天两夜，请他代表党到莫斯科或任何国家去考察，他都不答应，我陪他去看蒋先生，回来时，他竟跟着戴笠走了。唉!你去告诉他，党是他创造的啊!他不要反对党呀!请他回家去吧!他的家是大地主，不愁没饭吃。”
周恩来的这段话颇令人玩味儿：
首先，表明当年张国焘脱党后曾争取挽回不利影响，希望他仍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国考察；
其次，“陪他去看蒋先生”，似乎说明了周与蒋的关系更近；
最后，一方面承认张国焘的创党地位，一方面这段话似乎暗示，党已经不再对张国焘抱有任何政治期待，而只是希望他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