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给阿嬷的情书》毕，回家阅读这本沈惠芬研究著作《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遂知，戏剧取材于之的现实中，出番人的妻子——留守在家的女性所身陷的困境，远非「等待」「执守」这样的字眼可以轻轻带过，她们也并没有一味选择忍受。长久以来，她们的故事被沉默取代，她们的面目也相对模糊，在关于「华侨」的大历史书写里她们几乎集体失语。

摘抄书中记叙二三：

「福建省晋江县石狮某村蔡姓一家全部家庭成员迁移并定居在菲律宾，经营拖鞋生意。蔡家儿子年近五十，有一半身不遂的妻子，打算再娶，可是一直没有成功。于是他的母亲与他回到石狮托媒寻亲，很快有一豆蔻年华的农家女孩在其母亲的安排下同意嫁为妾。女孩的兄长也在菲律宾……急电母亲反对亲事……谁知其母执意不改初衷……这个报道反映了部分母亲嫁女儿予番客的热衷，甚至家中男性和族老也不能阻拦。」

「1939年福建省政府对13个县华侨家庭的人口统计显示，泉属南安、永春和惠安三县年龄介于20-44岁之间的留守妇女占该年龄组妇女总数的83%。」

「1953年对晋江侨乡三吴乡婚姻状况的调查就发现，约97%的妻子和她们移民南洋的丈夫过着分离的生活。」

「在20世纪30-40年代，许多华侨和番客婶以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为手段，结束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

「为防止妻子发生婚外情，在中国—南洋交通正常的情况下，丈夫往往以侨汇为手段，通过父母或者家族其他成员遥控或者限制妻子的行动。」

「通常侨批寄到公公婆婆手中而非留守妻子的手中，但许多华侨华人会在侨批中交代所寄钱款内要分配多少钱给妻子用。不过，一部分留守妻子可能对钱款数目和书信内容毫无所知。」

「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员谢怀丹化名『王文英』在泉州从事地下党工作……她任小学教员，秘密进行革命工作。为了开展妇女工作，谢怀丹学讲闽南话……塘头村许多人到南洋，留守妻子会到学校找她写信或写点什么，她『都热情接待』。」

「1931年，一位留守妻子从泉州农村的家里逃出来，从厦门出发到南洋寻夫。据了解，她的丈夫去南洋几年了，近年来无音无信。有一天，她受不了婆婆的气，就下定决心去南洋找丈夫。她打算，如果找不到他，就靠自己的双手在南洋生存下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一度中断，「一些侨眷原本优渥的生活无法延续」，「为了谋求活路，许多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侨眷被迫变卖金银首饰、衣服、杂物、家具、果树、土地、房屋甚至孩子。卖『估/故衣』在侨乡成为一项职业。」「走出家门的留守女性通过买卖、讨价还价等锻炼了自己的胆量，借此解决了生计，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独立。」「在农村的移民家眷纷纷拿起锄头耕田开荒……或者当挑工、做小贩等；在海边的则兼晒盐、挑盐、捕鱼等」

「由于丈夫长期缺席，妻子难有机会孕育孩子……跨国华人家庭因此招养子（螟蛉子）、买女孩……侨乡盛行儿童买卖。」

革命与战胜时期，侨眷亦不是无所作为的。「在很多时候，移民家眷动用华侨资源支持革命，一些留守妇女甚至在失去海外资源后仍然支持革命。……在林贵攀的组织带领下，只要向她们寻求地下党急需的物资或活动经费，她们『都会一呼百应，拿出丈夫从南洋寄来的美元，或自己陪嫁的首饰以及家里一切有用的东西。』1944-1949年约6年间，这些番客婶没有露出蜘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