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我的车》获得奥斯卡奖，并不是“日本电影”的胜利

小峰健二：首先，人人皆知的大型电影公司，并未参与《驾驶我的车》的制作或发行。过去，曾获导演奖提名的黑泽明导演《乱》（1985），以及获得旧称“最佳外语片奖”的泷田洋二郎导演《入殓师》（2008），都有大型电影公司在制作上不同程度地参与。发行也由大型公司负责。

然而，《驾驶我的车》没有这些大型公司的参与，而是以中等规模的电影制作、发行公司 Bitters End 等为中心制作出来的。据相关人士透露，制作费约为1亿5000万日元。以日本电影而言，这算是相当一笔金额，但在海外电影人看来，却是会令人吃惊的水平。

曾有这样一则逸闻：一位在欧洲等地受到高度评价、也曾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导演，向海外导演自豪地说，自己的某部作品拿到了将近1亿日元的预算，结果对方笑着说：“开玩笑吧。”据说，在法国，这只是一个刚从电影学校毕业的新人拍摄处女作时的预算水平。

也就是说，即便是凭商业出道作《夜以继日》（2018）一举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的滨口龙介导演，即便是他根据世界级作家村上春树的原作拍摄的备受瞩目之作《驾驶我的车》，在日本电影的现状下，也只能拿到这种程度的预算。制作费1亿6500万美元的《沙丘》，以及1亿美元的《西区故事》当然另当别论；但即便同其他最佳影片提名作品相比，例如1000万美元的《健听女孩》，《驾驶我的车》也显然是低预算作品。

若说日本电影界是把它作为“日本电影界的代表”送往洛杉矶，这一点也很可疑。去年8月，以复合影院为主要放映场所开始上映时，影片在公开后不久并未吸引到大量观众，银幕很快就陆续换成了其他作品。虽然此后以迷你影院为中心形成了长线放映，但到今年2月奥斯卡提名公布之前，票房收入约为3亿2000万日元。提名之后，它出现在新闻中的机会增多，到颁奖典礼前票房增长至8亿日元以上；但与其说这是日本电影界主动炒热的结果，不如说它是借助外部评价而提升了自身价值。

这同整个业界共同造势、最终拿下奥斯卡的韩国电影《寄生虫》（2019）大不相同。1990年代至2000年代，韩国举国致力于把电影推向海外电影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李沧东、洪常秀、朴赞郁，以及《寄生虫》的奉俊昊等导演被海外发现。因此，《寄生虫》的荣冠可以称为韩国电影的胜利。

那么日本电影界又如何呢？电影评论家山根贞男说“日本电影的底塌了”，是在1990年代。那个时期，电影院观众人数跌至谷底；而从那以后，大型电影公司看起来便开始疲于维持自身的稳定。

正是在那个时代，北野武、黑泽清、是枝裕和、河濑直美这“四K”，以及诹访敦彦、日前突然去世的青山真治等导演登场，并逐渐在国外为人所知。但那是依靠导演们自身的力量实现的。

从2000年代到2010年代，从世界范围来看，亚洲电影的代表选手逐渐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在有影响力的电影节竞赛单元中，韩国作品开始变得醒目。

确实，日本的大型公司也把力量投入到能够在国内吸引观众的动画电影之中，并且其中也出现了在海外受到评价的导演。然而，如果仅限于真人电影，那么面对才华向世界发起挑战这件事，日本电影界是否其实一直任其“自助努力”呢？

2018年凭《小偷家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的是枝导演，在获奖之后，就公开可见的范围而言，并没有再用日本电影界的资本拍片。《真相》（2019）是法国电影，今年预定上映的《掮客》是韩国电影。再下一部，据说是 Netflix 作品。日本电影界对此究竟如何看待，实在令人不能不思考。

出自ドライブ・マイ・カーのアカデミー賞は「日本映画」の勝利ではない：http://t.cn/AX69AT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