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死小猪，养殖场的残酷一面】#猪二代曝光养殖场残酷日常#过去三年里，冯翊反复在做一个梦，与一头母猪有关。那头母猪双眼皮，眼睛又大又圆，水汪汪的。在梦里，它流着泪问冯翊，为什么不救它，为什么要这样对它。27岁的冯翊是福建一家养猪场的猪二代。2023年初，他曾照顾过这头产后瘫痪的母猪。厂里的老职工用注射氯化钾的方式结束了它的生命。比起安乐死药物，氯化钾成本更低，但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

冯翊本想摸摸母猪的头，但怕人笑话，于是蹲在地上与它对视，“希望它投胎去个好人家。”他时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它，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处死它的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

冯翊面对的只是整个动物产业的冰山一角。在讲究极致资源利用的养殖场运行体系里，得了重疾、难以医治且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猪，最终都会被处死，且通常是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将动物撞向栏杆、用铁棒打以及用钢头鞋踹。

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套运行机制里，动物是何种方式被对待，养殖场的一线从业人员，又是如何承担这一残酷之面。过去一年，冯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猪场的真实经历与观察。

出乎冯翊预料，当他把自己的观点分享到社交媒体时，却遭到两面夹击。肉类消费者指责他同情心泛滥，站在“道德制高点”；而动物权利者则认为动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冯翊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维持使自己盈利的残酷剥削体系。

最近，冯翊开始“刻意”地在来访猪场的记者们面前演示如何处死一头小猪，试图借此告诉公众，基层养殖人员这个不被社会所关注的职业，承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

在工厂里，资源是有限、需要被极致利用的，包括用来赚钱的动物。作为养猪场老板的儿子，冯翊很能理解这套商业逻辑。“这些动物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商品。”在摔猪训练中，冯翊逐渐学会了用这样一套观念说服自己。这让他撑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自我说服。

李叶所在的养殖场同样践行着“长得太弱的小猪、生不了小猪的母猪”都要被淘汰的规则。但李叶发现，一些母猪的死亡常常与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关联。自7个月大、性成熟后，母猪便被关进只有六十厘米左右宽、无法转身的限位栏，长期只能趴着或躺着，后肢慢慢变成“八字形”，导致瘫痪。而一旦在瘫痪状态下生产，母猪“几乎就废掉了”。

李叶见过因此奄奄一息的母猪。她的主管曾申请购买安乐死药物，好让它少些痛苦，但老板不舍得，说“饿死就好”。两人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偷偷给母猪喂点水，直至两个星期后母猪死去。

在养殖场的六个月里，李叶甚至开始有些厌恶自己。白天在养殖场看见别人摔死小猪，晚上回去浏览到恶性社会新闻，躺在几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房顶上的蝙蝠叽叽喳喳，李叶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开始莫名其妙地犯恶心。

“我也犯了不少错，我袖手旁观，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也是一种错。”李叶的脑袋里开始有两个小人在辩论，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总是吵得她睡不着。

如果一定要处死动物，是否有更人道的方式？目前动物保护领域推崇的人道处死方式是通过惰性气体快速、尽量无痛地使动物窒息死亡。根据中国疫病控制中扑杀动物的福利标准，对染疫及疑似染疫动物应采取电击、气体或药物等方式处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动物保护法治研究所所长钱叶芳认为，从法理上说，如果染疫动物都要求人道扑杀，弱猪和非染疫动物同样不应以摔死等方式处置。但现实是，相关标准目前仍处于倡导阶段，没有强制力，难以监管。

即便如此，已有一些养殖企业开始在体系内部主动寻找能够改善的空间。以养鸡场为例：每日需保证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抓鸡的方式和时间要合理，避免造成惊吓；运抵后需静置，待鸡情绪平稳；屠宰过程中要设置挡板，不让鸡看到屠宰现场等等。

在大型养殖场经理刘垒垒看来，改善动物福利并非单纯的道德考量。减少从业者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能提高动物的健康水平和畜产品质量，对人和养殖场的运转来说，都更可持续。

台湾著名学者、《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作者钱永祥认为，很多问题无法得到终极解决，但至少可以被看到，并有所改善。更多内容请查看原文>> http://t.cn/AXXkaG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