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这种看法或许是某种国家哲学观念在政治现实中的天真运用。但实际上，其背后是基于非常负面的实践经验对现代官僚体制自我膨胀和日益迟钝现象的清醒评估——圣鞠斯特甚至在“委员会”内部也能观察到这一现象，那里的公务员和雇员人数从雾月的67人增加到风月的252人，再到牧月的418人。在1793年10月10日的报告中，他为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及其伴生现象找到了愤怒但也透露出几分无力的言辞⁵：

“政府雇佣的所有人都懒惰；每个任职者自己什么都不做，而是雇用小办事员；第一个小办事员又有他自己的下属，于是共和国沦为两万个傻瓜的猎物，他们在腐蚀它、反对它、榨取它。（……）各部是一个纸做的世界。（……）人民的代表、将军、行政官员，像旧时的宫廷弄臣一样被办公室所包围；什么事都办不成，而开支却巨大。办公室取代了君主制；书写的恶魔向我们开战，而人们无法治理。”

显然，圣鞠斯特对自己官僚体系部分无力应对的感觉，对今天许多政治家来说也并不陌生。

然而，他绝无意在此问题面前投降。如今在共和二年芽月他有力地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他同时必须目睹自己提出的风月法令开始在不称职的行政程序中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