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年前的裴李岗稻米酒及其在葬仪中的作用
#考古# 位于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距今约8000–7000年）是中国北方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http://t.cn/AXxs0RaO）。研究者对裴李岗遗址和水泉遗址出土的14件裴李岗文化陶器进行了微体化石分析，系统研究其中保存的淀粉粒、植硅体与真菌遗存，以探讨植物利用与早期发酵实践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的生活不仅涉及食物生产与消费，也已经包含宴饮与仪式活动，其社会生活早已超越了单纯“吃饱穿暖”的层面。
图一显示了与发酵酒类饮品相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 上山、2 桥头、3 小黄山、4 贾湖； 5 水泉、6 裴李岗、7 零口、8 关桃园、9 东贾柏。
被分析的陶器包括小口鼓腹壶、三足鼎、漏器、三足钵和夹砂罐等器型。样本既包括墓葬中的随葬陶器，也包括居住区灰坑中的日用器物（图二，1、2 小口鼓腹壶出自水泉遗址，其余出自裴李岗遗址）。
在这些陶器残留物中，研究者检测出了大量淀粉粒、植硅体以及真菌遗存。其中，水稻淀粉粒最为常见，同时还发现了黍族、薏苡、小麦族、芡实以及块茎类植物等遗存。植硅体分析中也发现了水稻的双峰型和扇形植硅体，以及黍的η型稃片植硅体，与淀粉粒的结果可以互相印证。（图三，图四）
许多淀粉粒呈现出明显的损伤特征，包括发酵产生的酶蚀痕迹以及蒸煮形成的糊化现象。这类损伤与现代酿酒实验样本中的淀粉变化高度相似。与此同时，残留物中还鉴定出了大量红曲霉闭囊壳、菌丝以及酵母细胞。（图五，图六）
在中国传统酿酒中，红曲霉是制作红曲的重要微生物之一。它所分泌出的淀粉酶能够将谷物中的淀粉分解为糖，再经过酵母的活动进一步发酵生成酒精。因此，当发酵损伤淀粉、红曲霉和酵母同时出现在同一器物中时，往往意味着这里曾经进行过曲酒发酵。
这些证据表明，距今约8000年前的裴李岗先民，已经能够利用稻米与霉菌制作发酵酒。而这种酿造方式，很可能与今天浙江、福建等地仍然流行的红曲酒传统存在某种联系。
研究发现，与发酵相关的微体遗存，尤其集中出现在小口鼓腹壶（如图二-7）中。相比之下，炊器和部分大口器中的相关残留物则明显较少。这种差异说明，不同器型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初步的功能分化。小口鼓腹壶通常腹部膨大、口部较小，具有较好的密闭性。这种结构不仅适合储存液体，也有利于维持发酵过程中相对稳定的厌氧环境。因此，这类器物很可能与酒类的酿造和储藏密切相关。
更有意思的是，小口鼓腹壶频繁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研究者统计了裴李岗文化多个遗址共844座墓葬后发现，在具有随葬品的墓葬中，小口鼓腹壶的出现比例高达85%，并且往往被放置在墓主人头部附近。一些墓葬中的其他陶器常被倒扣或叠放，而小口鼓腹壶却往往保持直立状态（图2-9，图七）。这一细节暗示，它们在下葬时可能仍然盛装着液体。换句话说，这些陶器中的酒，也许不仅是一种日常饮品，更可能在祭祀、宴饮以及纪念祖先等活动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将农业起源理解为一种“生存需求”：为了获得更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开始驯化植物与动物。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某些作物之所以被持续种植，也可能与宴饮、仪式和社会互动有关。裴李岗遗址的发现，正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距今约8000年前，广谱经济仍然是当时主要的生计模式，稻米在中原地区尚未成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却已经被用于酿造发酵酒。与此同时，酒又广泛出现在墓葬和仪式活动之中。这意味着，稻米的传播与利用，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好吃”或“高产”，也可能因为它能够被加工成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饮品。
类似现象其实也见于更早的上山文化遗址。在浙江桥头和小黄山等遗址中，考古学家同样发现了小口鼓腹壶、稻米以及红曲霉共存的证据。这些发现提示，一种以稻米发酵酒为核心的技术与仪式传统，可能早在距今九千年前的长江下游地区就已经形成，并逐渐向北传播至黄河流域。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或许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它同时也是社会关系、仪式行为与消费文化的重构过程。而酒，可能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媒介之一。

详见：Liu, L., Li, Y., Zhao, Y., Chen, X., & Gu, W. 2023. Beyond subsistence: Evidence for red rice beer in 8000-year old Neolithic burials,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51:10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