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苏
26-11-19 00:44 微博认证:耶鲁法学院 教授

我参与度最高的两个学术组织一直是美国法律史学会(ASLH)和社会科学历史学会(SSHA)。两者的年会时间往往撞车,因此很难兼顾,比如今年我就只能去班夫参加法史年会,而无力再去亚特兰大参加SSHA年会。十几年前,还觉得这两个学会的学术风格颇有相近之处,都属于历史相关的多学科交叉学会,但久而久之,就会意识到:以如今历史学(包括法律史)的“方法纯洁性”之高,实在是很难和其他社会科学保持长期有效互动,甚至于历史学里到底有没有社会科学含量都越来越值得怀疑(而这种含量的存在在二十年前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中西,史学界如今对于档案、文献与考证的专注度都远远高于二三十年前,但其代价就是对于社科理论的全面排斥。仅以我比较熟悉的经济史而论:由于经济史是个无论如何也很难避开社科理论的领域,如今的西方史学界基本就不做了,完全把这个领域拱手让给了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学科。去年莫基尔(Joel Mokyr)得经济诺奖之后,我的学术社媒圈子里充斥着史学教授们的鄙夷批判之声,但如果反问这些人能否写出可以替代莫基尔的宏观经济史著作,大家又都集体缄默。回到ASLH和SSHA这两个年会,如果翻翻它们各自的会议议程,就会发现ASLH这个更偏向史学界的组织如今已基本没有经济史议题,而SSHA这个由社会学与政治学占据会员多数的交叉学科年会则直接把莫基尔请为了主题演讲嘉宾。两者的学术风格和范式明显是在渐行渐远。

对我这种始终拒绝“学术纯洁性”的交叉学科/比较型学者来说,如今史学界这种局面确实增加了学术交流与互动的难度。即便如此,我们依然无法放弃历史研究,而只能尽量在史学语境里继续主张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和不可回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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