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的书评： 她的人生曾是“老钱阶层”的美梦，却在一瞬间崩塌Her Life Was an Old-Money Dream. It Collapsed in a Moment.

生于显赫特权之家，贝尔·伯登曾拥有一切：爱情、金钱、家庭。随后，她的婚姻破裂了。

《陌生人》的故事，是一个富裕曼哈顿世界里的老套情节：丈夫赚取巨额财富；妻子尽管拥有显赫、令人敬畏的教育背景，却留在家中抚养孩子，放弃职业生涯，把时间消磨在校董会和志愿服务这些“制造出来的工作”领域。丈夫出轨，然后离家而去。婚姻，以及所有关于完整家庭生活的陈旧仪式，在功能意义上宣告结束。

然而作者是贝尔·伯登，一位哈佛毕业的律师，在美国社会中拥有深厚根基——而她那段看似田园诗般的20年婚姻，却仿佛毫无征兆地终结了，背景还是疫情最初几周的恐慌时刻。

伯登的回忆录源自她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广受阅读的文章（👉http://t.cn/AXGUh3Ap），描绘了一个关于财富与成功的幻想世界——也许最令人艳羡的，是她那段稳定而幸福的婚姻。伯登与丈夫詹姆斯（她在书中更改了他的名字，但显然几乎未改动其他细节）共同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伊甸园般的特权空间：他们在纽约和玛莎葡萄园岛拥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住宅，是私人俱乐部成员，拥有私人海滩的钥匙，孩子就读私立学校。

当婚姻的终结到来时，一切迅速而果断：在她得知丈夫出轨的第二天黎明，詹姆斯提出了离婚。

前一天，他还是那个爱着妻子、刚为他们的床买下一张极其昂贵床垫的男人；第二天，他对她说，眼睛眯成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形状：“我以为我很幸福，但我并不幸福。我以为我想要我们的生活，但我不想。”

他告诉她，她可以拥有一切，包括孩子的抚养权。“我不想要，”他说，“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什么都不知道，”她写道，“只剩下他消失时带来的震惊。”

而这种消失是彻底的：詹姆斯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公寓——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男人来说，小得出奇。“我仍然以为他会想为孩子们建立一个家，会反悔自己不要抚养权、不留宿的决定。”她写道。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把第二间卧室改成了办公室，确保他的“消失”彻底完成。

尽管《陌生人》未必是一部专门讨论特权与社会地位的作品，但这些主题无可避免地构成了伯登的世界。她的父亲卡特·伯登（老）是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一位英俊后裔；她的母亲阿曼达·伯登，出身于莫蒂默家族与佩利家族——美国显赫家族之一；她的祖母是贝比·佩利，杜鲁门·卡波特笔下的“天鹅”，也是20世纪中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社交名媛之一。

从许多方面看，伯登的故事都带着一种令人震惊的“1950年代家庭主妇”色彩。按照她的说法，她和詹姆斯从未讨论过谁去工作、谁照顾孩子；那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交易。一旦有了孩子，她便将家庭财务的所有方面全部交由他处理。

这一切显得异常依赖，尤其是对于一位不久前还在曼哈顿顶级白鞋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女性而言。但在信托基金和家族财富办公室构成的世界里，生活似乎正是如此运作的；人们带着某种默认的期待：世界会自动照顾好你。

伯登的文风体现了她的法律训练，以及她对语言近乎苛刻的谨慎，仿佛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社交世界将如何逐句衡量她写下的每一个词。但有些时刻，我还是忍不住放声大笑。

比如：在即将成为前夫的詹姆斯把离婚的消息告诉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之后，竟然让她给他做个三明治。她双手颤抖，开始烤面包、切牛油果。

“既然要做，那就做好。”她对自己说。毕竟，“一个能做出这么好吃三明治的妻子，他怎么可能离开？”

当她的文章首次发表时，一些朋友——我祈祷他们如今已只是倒车镜里的泛泛之交——暗示这是一种报复。但《陌生人》讲述的是另一件事：
在婚姻瓦解之后，如何仍然被看见；当另一个父母在事实上消失时，如何为孩子站在原地。

这种拒绝保持沉默的姿态，既娴熟又勇敢。仿佛伯登正在为她的孩子们递上一张护照，带他们离开那个冷静、克制、情感内敛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世界，前往一个人们敢于公开相爱、坚持亲密、不害怕被真正看见的地方。

我认识一位女性，一位成功的作家，她的丈夫突然离开她。临走时，他带着一种急切、闪闪发亮的小笑容说：“有一天你可以为我写整整一本书。”

她坐在那里想：我不会浪费生命中的哪怕一分钟，用我的创作去纪念那个男人。所以，当我阅读《陌生人》时，偶尔会感到不安：詹姆斯会不会因为她倾注的所有努力而被“纪念”？

但对伯登而言，正确的决定是不再保持安静。他们整段人生都太安静了。她以一种极其优雅的方式，从那段婚姻中真正的陌生人身边解脱出来。而至于他，是否依旧是自己人生中的陌生人——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