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26) 社区大学的朋友 （二）
T 是越南难民的后代，严格说来，算是第二代移民。

据他自己说，他有一个妹妹，成绩很好，是那种一提起就能让父母稍稍挺直腰板的孩子。可惜，这份骄傲并没有落在他身上。

从小学开始，他就不喜欢读书。高中的 T，玩心更加重。派对、朋友、无所事事的夜晚，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书本对他来说只是摆设。他不知道被父亲“教训”了多少次。据他说，他都离家出走过两次，躲在朋友家好几天。等到毕业那天，他自己也说得很平静——父母早就对他不抱希望了。

高中毕业后，他在一家百货公司做销售。制服笔挺，笑容标准，每天站在灯光明亮的柜台后面。两年下来，他却越来越清楚：这条路没有尽头。再努力一点，最多也只是换一个更大的柜台而已。

于是，他第一次真正坐下来，为自己的人生算了一笔账。

最后，他选择了护士。

那时候，旧金山地区护士的行情很好：年薪五万美元起步，只要肯加班，收入轻松过十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清晰、稳妥、看得见终点的路。

读护士并不复杂。社区大学就有项目，先修完基础课程，再申请进入专业阶段。顺利的话，高中毕业后两三年就能完成。

但是对 T 来说，关键只有一个——熬过那些基础课。

他几乎成了我帮得最多的朋友。理科对他来说像一堵墙，化学、解剖、生理学，每一门都让他头疼。学校安排的辅导时间远远不够，于是我常常去他家，坐在餐桌旁，一题一题地给他讲。没有报酬，也谈不上什么牺牲，只是朋友之间的帮忙。

他家的房子很有意思，是联体屋。在我住的那一带，这种房子并不多见。（图一）

据他说，这是加州政府和旧金山市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投资建造的项目。房子一共三层：一楼是单车位车库，楼上两层是住家，三房两厅，两间洗手间，结构紧凑却实用。

按当时的市价，这样的房子接近二十万；可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政府定价只有十二万。结果自然是——报名的人挤破了头。最后只能靠抽签决定名额。

他们家，运气不错，抽中了。

我第一次走进那间屋子时，就喜欢上了它。那时候的我，只要是房子，几乎都会喜欢。

唯一的遗憾是，房子与房子之间靠得太近，客厅的光线总是偏暗。白天也要开灯，窗外是一面近得不能再近的墙。

但那盏昏黄的灯下，我们一页页翻着书，他低头算题，我在旁边写公式。那间略显阴暗的客厅，后来成了他人生重新起步的地方。

我陪着他补习了整整两年。

那些夜晚被切成一页一页的练习题，台灯下的咖啡冷了又热，公式和解剖图反复出现，像是通往另一条人生的隐秘阶梯。两年之后，他终于进了护士专科；再一年，顺利毕业，干脆利落，像是把命运欠他的那一段，一口气补了回来。

我去读药剂学时，我们还偶尔联系。电话里，他的声音比从前稳了些，说话不再飘。后来我毕业，他已经搬去了洛杉矶。城市换了，人也忙了，几次寒暄之后，联系就像退潮的海水，悄无声息地远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停住了。屏幕上的光有点刺眼，记忆却很清楚——他当年坐在我对面，眉头紧锁，却死活不肯放弃。

也许，我该给他打个电话。不为别的，只是想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他的号码，是否也像人生一样，早已换过了。

到今天为止，和我还保持着密切联系的社区大学旧识，其实只有一个华二代。就叫他 G 吧。

G 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的有趣，并不在于幽默或机灵，而在于他几乎从不“拐弯”。世界在他眼里，要么是直线，要么是死胡同。

他的成绩并不差，作业、理解、推导都没问题，偏偏一到考试就卡住，像是钥匙插对了孔，却怎么也拧不动。

化学教授出了一道“最喜欢”的题，用来考察学生对元素周期表的理解。题目说：在另一个宇宙里，物理和化学规则与我们不同，请根据新的规则，重新绘制那个宇宙的元素周期表。

大多数人开始假设规则、修改价电子、重排族和周期。

我在辅导这道题的时候，G 却举手问道：“这个新宇宙在哪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

我只能跟他解释，这只是个假设，不重要。

他摇头，异常认真：“如果没有这个宇宙，回答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

他就是这样。

不是抬杠，也不是偷懒，而是逻辑一旦卡住，整个人就停在那里。每次考试，他几乎都会因为一些细节没写完。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太多次。也因此，他换过不少专业，每一次都认真开始，却没有一次能顺利读到终点。

从我的角度看，他的问题常常有些“胡搅蛮缠”；但我知道，那并不是故意的。他心不坏，只是太认真，认真到不肯绕过任何一个逻辑缺口。也正因为这样，我始终愿意帮他，也愿意和他做朋友。

后来，也许是电脑的世界更适合他——规则写在代码里，对错分明，没有暗示，也不靠揣摩。他终于选定了计算机专业，从社区大学毕业，又去了圣荷西州立大学，把学士学位读完了。

毕业之后，我们依然保持联系。只是角色悄悄变了——我从他的学业辅导，变成了他的人生辅导。

G 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一手把他带大的。他对我说，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该如何与人相处，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他的社交世界，几乎是一片空白。

我至今记得他第一份工作的结局。上班一个多月，公司把他辞退了。他完全不明白原因。

“培训员说我故意捣乱。”他在电话那头说，语气困惑而委屈。

我问他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说：“你不是说，新工作不懂就要问吗？所以我一不明白就问。”

“你是打断培训员，还是等他讲完再问的？”
“当然是马上问。”
“为什么不等他讲完？”
“我怕我记不住。”

我只能沉默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不是不懂规则，而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有些规则，不写在书里。

第二份工作进了一家大公司。

也许是第一份工作的教训起了作用，他这一次撑了一年多，看上去总算站稳了脚跟。可好景不长，第二年，因为几次出错，他还是被辞退了。

他愤愤不平，觉得这是歧视，第一时间来找我，说要告公司。

“他们在哪些方面歧视你？”我问。

“同事聚会没有叫我。”
“公司组织的，还是同事私人的？”
“同事过生日，请了其他人，没请我。”

我追问：“那位同事，是不是把所有人都请了？”
他迟疑了一下：“也不是。”

我叹了口气：“那是私人聚会，请谁、不请谁，是他的自由，很难算歧视。”

他显然不服气，又说：“我后来去找了 HR 投诉，结果其他同事就开始汇报我工作里的错误，我就被开除了。可他们也犯错，为什么不开除他们？”

“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出错的频率和程度跟你一样？”

他沉默了，说不清楚。

事情到这里，我已经无话可说。只能由他去找律师。结果也不出所料，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愿意接案子，反倒白白花了一些咨询费。

失业之后，他慢慢停下了找工作的脚步，开始接一些编码的私活。那时候市场上还有零星机会，只是后来越来越少，收入也开始变得忽高忽低。

有一天，他忽然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找到了新的方向。

他说，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摄影师，对方愿意收他做助手，教他摄影。

“工资多少？”我问。
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去学的，当然没有工资。”

看他那股久违的兴奋劲，我没有泼冷水，只是祝他顺利。

大约半年后，他又来找我，说已经学会了，准备自己接生意，还给我发了几张他拍的照片。我不懂摄影，只觉得不算惊艳，但也说得过去。

后来，他真的接到了几单活：婚礼照、毕业照。每做完一单，都会发给我看看。我看着他终于在某件事情上站住脚，心里也替他高兴。

可惜好景不长。今天累了，明天继续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