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范文澜的华夷之辨思想

范文澜1936年在其名著《大丈夫》中为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赵充国、马援、班超、刘琨、玄奘、颜杲卿、张巡、许远、狄青、宗泽、岳飞、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方孝孺、戚继光、熊廷弼、袁崇焕、史可法、黄道周等二十五位汉族历史人物立传，讴歌了他们开疆拓土、征讨蛮夷、出使绝域、保卫华夏文明、尽忠报国的丰功伟绩和民族气节，是华夏民族的英雄传和忠义谱，所以书名为《大丈夫》。

范文澜在此书《凡例》中强调：“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迹。”又申明：“中国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里，也有不少所谓忠义之士。他们只知道给异类效劳，却忘了种族间的大义，按照孔子修《春秋》，严辨夷夏的教训，这些人概所不取。”

为什么会将明初靖难之役中的方孝孺入传？范文澜对此专门作了说明：“凡是历史上关于内争的人物，不论他功业怎样伟大，忠义怎样卓绝，后世人在某种立场看起来，却都觉得没有多大意义。这本书照例是不采取那些事迹的。方孝孺谁都知道他是反抗明成祖的一位忠臣，为什么写在此地呢？因为成祖想篡弑他的侄儿建文帝，知道自己兵力不足，勾结胡将兀良哈，把现在的热河省，当时叫做泰宁、朵颜、福余三卫的几千方里土地送给他，利用胡骑蹂躏中国，夺取帝位。依赖外力残杀同种，是人类最卑污最无耻的行为（注：孔子著《春秋》，为万世立法，《春秋》之义，“不以夷狄之执中国，不以夷狄之主中国，不以夷狄之获中国”）；所以方孝孺辈视死如归，舍命反抗，我们不能看作简单的内争问题。”

范文澜以《春秋》书法著史，异内外，大一统，于华夷之辨最严谨，散发出民族主义的万丈光芒，这部著作在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便成为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好教材，至1940年10月就印行了4版。

1941年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这里说的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就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也由此奠定了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