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本是契县 蓟城原是契城
蓟城，因城名曰蓟，因此有史书上常简称为蓟。在历史上蓟城是燕国、广阳国等的都城，因此蓟城内有宫城。幽州治所设在蓟城，因此蓟城又有幽州城之称。蓟城所在地区称广阳郡时，广阳郡治所设在蓟城，因此蓟城又是郡城。又因为蓟县治所设在蓟城，因此蓟城又称蓟县。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有两处蓟城，一处在石景山区金顶山古城一带，一处在西城区广安门牛街一带。大约在西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蓟县治所从位于石景山区的蓟城搬迁至位于西城区新建的蓟城之后，位于石景山区的老蓟城改称蓟县故城。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蓟县故城，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记录了蓟县故城，这说明蓟县故城的城址在唐代还存在。
我曾见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中有一方战国燕系古玺，我释读为“契袁阝司工”(蓟县司工)，结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邑部》:“契阝，周封黄帝之后于契阝也”。
由此得出新认识，原来蓟县在先秦时称契（契阝）县、蓟城称契（契阝）城。
下面说说这方古玺印。
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0082号玺印如下图所示:(图1)
原书释作“囗都司工”。

（图1）
第一字释作“契”(蓟)。
第一字稍有残损，原书缺释。我依原篆笔势，复原成“契(图2)”，从字形上来看，应释作“契”。契的上半部字形在《金文字典》中可查到，下半部字形似“廾”。“契”在小篆中下半部是“大”，但在文字演进中“契”的下半部有两种写法(以魏碑为例)，一个是“大”，另一个似“廾”，(图3)，另外在唐代篆印中也可见到似“廾”的写法(图4)。因此，第一字释作“契”。

（图2）

（图3）

（图4）
之前，见到董珊《古玺中的燕都蓟及其初封问题》中将第一字释作“见图5”，认为此字当读为《说文》中的“契阝”字。

（图5）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邑部》(图6):
“契阝，周封黄帝之后于契阝也。从邑契声。读若蓟。上谷有契阝县。” 因为东汉许慎说“契阝”为“契”声与“蓟”发音像，而并不是一样，可知契阝本发音为（qì）。

（图6）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图7、8):《乐记》曰: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於蓟。按:契阝、蓟古今字也，蓟行而契阝废矣。《汉地理志·郡国志》皆作蓟，则其字假借久矣。陆明德曰:蓟，今涿郡蓟县是也，即燕国之都也……然则契阝者，许慎所见古字也；蓟者，汉时字也。（图9）”

（图7）

（图8）

（图9）
由清代学者段玉裁解读可知，“契阝”是先秦时字，“蓟”是汉时字。“薊”是“契阝”的假借字。“契阝”本读音[qì]，因它与“蓟”读音[jì]相似，即许慎所说“从邑契声。读若蓟。”因此字典上将“契阝”的一读音标为[jì]。
沈宝春《商周金文录遗考释》:“郾”字从匽从邑，西周初期作匽，春秋金文燕作匽，战国金文增邑作郾，皆为“燕”之假借字。秦汉之际，匽国一律改作燕。同理可知，“契阝，从邑契声，读若蓟”，作为地名的“契”后增“邑”作“契阝”，契阝县，即契县。因此作为地名的“契”的读音当为[qì]。
第二字释作“袁阝”(县)。
第二字，古文字学家罗福颐(1905一1981年)延续古文字学家吴大澂（1835年－1902年）释出了燕国古玺中的“都”字。吴大澂最先释作“都”，但未做具体说明，字的左边从邑，右边或以为是“旅”或以为“者”的讹变。吴氏之后一百多年间，还没有出现过别的释法。当代学者赵平安认为“战国时代燕国文字里有一个被释作‘都’的字,实际上应释作(袁阝)，它和晋系文字的(瞏阝)相当,表示县的意思。该字的释读,为战国县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原始资料”。 (《语言研究2006年04期》，赵平安《论燕国文字中的所谓都当为“(袁阝)”(县)字》)
赵先生提出新的说法，认为这种形体是从“袁”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见解。第二字中的“袁”字局部延续了甲骨文“袁”中“衣”的写法(图10)。《说文》:“袁，长衣貌。从衣，叀省声。” 第二字当释作“袁阝”(县)。

（图10）
第三、四字是“司工”。
在西周就有“司空”官职，司空又称“司工”，与司徒、司马合称“三有司”。金文多作“司工”。主管土地及水利、营建之事。《左传·襄公五年传》:“司空致地”。《三十一年传》又云:“司空以时平易道路。”《礼记·王制》:“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

（图11）
由上述可知，作为地名的“契”后增“邑”作“契阝”，契阝县，即契县。由此可见，北京最早的都邑叫“契”，后增“邑”作“契阝”，秦汉之际改作“蓟”，蓟是假借字。由此可见，蓟城内的“蓟丘”本为“契丘”，契丘的得名与蓟草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