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科技生态系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畸形：不缺工程师，不缺研究成果，缺的是将这些要素转化为规模化企业的机制。欧洲大学的基础研究在全球名列前茅，但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最终在美国企业的产品中变现。DeepMind在伦敦起步，被谷歌收购；ARM在剑桥诞生，在美国上市，差点被英伟达并购。

这不是偶然，这是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有人会以阿斯麦（ASML）为反例，这家荷兰公司是全球唯一的极紫外光刻机制造商，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是货真价实的科技巨头。但阿斯麦成立于1984年，与微软、苹果同代。

问题不在于欧洲从未孕育过伟大的科技公司，而在于此后四十年，美国在那一代科技企业之后又接连涌现出谷歌、亚马逊、英伟达、Meta，每隔十年都有新的千亿级科技企业出现。欧洲在阿斯麦之后就断档了，阿斯麦几乎是欧洲上一个窗口期留下的遗产，不是制度健康运转的证明。http://t.cn/AXiOGP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