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路# （19）历史课
（昨天有些事，化学课没有讲完，今天补全，也顺便回答大家关于胖教授的一些疑问）

化学中考的成绩，像一把稳稳的钥匙，替我打开了后面那扇门。它不只让我对接下来的学习有了信心，也让我在社区大学的化学系里，第一次有了被认真看见的感觉。

那是我第二次走进胖教授的办公室。依旧是熟悉的杂乱：摊开的讲义、堆成小山的试卷、半旧的实验手册；空气里仍然漂浮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当时我还是以为是化学试剂。

这一次，他没有让我久坐。寒暄几句后，他站起身，拍拍裤腿，然后从一堆讲义中站起，说：“走，我带你去见几个人。”

于是我跟在他身后，穿过化学楼狭长的走廊，挨个见了系里的教授，最后是系主任。那一圈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白人老男人，头发花白，说话慢而克制。我并不抗拒这种见面——照老话说，就是“混个脸熟”。毕竟，我还要在这所社区大学里待上至少两年。

胖教授真正的目的，很快就显露出来。他希望系主任同意我组建一个化学学习小组，专门帮助那些跟不上进度的学生。

那是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学校要给我发工资，每小时十二美元，每周四个小时。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几乎是救命的钱——为什么重要，得留到下一集再说。

我的工作并不复杂，却很杂。每周两天，我坐在他办公室旁边那间小教室里，有学生推门进来，我就帮他们讲题、复习概念；遇到我也说不清的地方，就再去敲他的门。实验课前，我还要帮他摆放仪器、准备试剂。

就这样，我在化学系“混”了半个学期。我认识了系里几乎所有的化学教授，也顺带熟悉了隔壁物理系的人。时间久了，关于胖教授的一些事情，也渐渐听说了。

他在社区大学教了很多年，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系主任。几年前，他的太太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那之后，他开始酗酒。最严重的时候，因为喝醉没能来上课，他主动辞去了系主任的职位，只留下来教最基础的化学课。

后来，迟到和缺课少了，但熟悉他的人，还是能看出他偶尔带着醉意。

我暗暗想，也许这就是他在课堂上经常出错的原因。

但他没有闯过什么大祸，又快到退休年龄了，系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至于他办公室里那股怪味道，我后来才明白，那不是试剂，而是酒。中国的白酒和黄酒的味道我熟悉，可他常喝的波旁威士忌，我不认识，所以才误以为是化学品的气味。

那学期之后，我又帮了他一个学期。再后来，他离职了。

离职派对很简单，就在系里。几位教授、助教围在一起，说几句客套话。我是学历最低的那个，连助教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只是来凑数，顺便吃一顿免费餐。大家送了什么礼物，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在告别卡上，我们写下了一行行祝福。

他离开时，把电话号码抄给我，说如果将来需要大学推荐信，可以找他。

后来的人生里，我没有再去打扰过他。

很多年后，我在一家超市里意外地看见了他。他坐在电动轮椅上，从侧面看，显得异常憔悴，胡子拉碴。走近了才发现，不只是憔悴，他的衣服上有明显的污渍，身上还带着熟悉却刺鼻的酒味。

我走上前去，叫了他一声。

他抬头看我，眼里先是诧异，随后露出一个礼貌而疏离的笑。他没有认出我。

我只好自我介绍，说我是他以前的学生。

他又笑了笑，依旧没有想起来。

于是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道别。努力唤醒他的记忆，似乎已经没有意义。

对我来说，他是一位在关键时刻拉了我一把的老师；对他来说，我不过是无数学生中的一个。

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奇妙而残酷。

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再回到社区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除了化学课，另一门让我至今记忆清晰的，是那堂中国历史课。

走进教室的第一天，我其实是带着几分轻慢的。从小学起，我就习惯了背年代、记事件、背结论。中国历史在我脑子里，早已像一条定型的轨道，王朝更替、成败兴亡，都有现成的答案。尤其是古代史，它不像近代史那样充满争议，似乎早就尘埃落定。

翻开课本，我的判断似乎得到了印证。事件相同，时间相同，人物相同，甚至比我记忆中的版本还要简化一些。唯一的不同，是“古中国”的定义略有差异，但这在我看来，并不构成真正的挑战。

我以为，这会是一门最轻松的课。

然而，偏偏就是这门“最稳的课”，差点让我翻了车。

老师是一位华人后裔。她的教学方式和其他教授明显不同：考试很多，几乎两周一次小测。别的课可能一个学期两三次考试，她这里却像钟表一样准时。

第一次考试很快就来了。题目不算多，几道选择题，加上两道简答题。我写得很顺，几乎没有犹豫。交卷的时候，我甚至有些得意，觉得这门课大概可以轻松拿个A。

几天后，成绩公布。

我愣住了。只拿到一个B。

这是我进入社区大学后，拿到的第一个B。而且，偏偏是在我最自信的中国历史课上。

那一瞬间，我心里不是愤怒，而是不解。像是踩空了一阶本该存在的台阶。

于是，在她的办公时间，我敲响了那扇门。

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从一叠考卷中抽出我的那一份，摊开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你看看这道题。”她说。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其中一题简答，得分栏赫然写着：0。

我皱起眉头，又把自己的答案看了一遍。字迹清楚，逻辑完整，观点明确。我实在看不出哪里错了。

我抬头看她。

她没有立刻解释，只是轻轻点了点试卷的上半部分：“你再读一遍题目。”

这是关于秦朝的一道题，要求分析秦朝的成功与失败。题目本身并不复杂，我对这一段历史太熟了。

但就在题目下面，还有一小段用不同字体标出的文字——一段来自某本书的摘录。

我当时根本没有读它。

我以为那只是背景材料，可看可不看。毕竟，秦朝的成败，早就“定性”了。

现在，我被迫低头，把那段文字一行一行读完。

读到一半，我的呼吸慢了下来。

那不是我熟悉的秦朝。

那段摘录，把秦帝国放进了罗马与波斯的历史框架中，从帝国治理、军事动员、制度成本的角度重新审视秦的统一与崩塌。视角冷静而陌生，几乎彻底绕开了我熟悉的史记叙事和意识形态评判。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和我的答案是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回答。

解放前的秦朝，来自司马迁的史记；
解放后的秦朝，来自马克思主义史观；
而这道题，要的却是第三条路径。

我沉默了一会儿，重新组织思路，开始当着她的面口述我的理解——为什么角度不同，结论会不同；为什么同样的事实，在不同框架下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她听得很认真，没有打断我。

等我说完，她才微笑着开口。

“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她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分析。但前提是，你必须从题目本身出发。”

她停了一下，看着我。

“我不是说你错了。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答题之前，要把题目看完整。还有，”她轻声补了一句，“历史从来不只有一个答案。”

她在成绩栏里，轻轻划掉了原来的分数，改成了 A-。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门课真正要教的是什么。

原来，历史课可以这样上。不是背结论，而是拆结论；不是记答案，而是学会提问。

从那以后，我终于慢慢沉下心来。开始尝试用不同的视角，重新打量那些我以为早已熟悉的中国历史。

我从这堂课学到的，不只是史实本身，而是同一个事实，站在不同的位置，看见的风景会完全不同。

这个认知，在后来很长一段学习和生活中，一直陪着我。

就这样，第一个学期在几次惊险的拐弯中结束了。回头看成绩单，我没有完美，却心里踏实。

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悄改变了。

但是我的家却出现了问题。下一集我再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