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那会儿有个人叫郭嵩焘。

这人吧，1875年准备出使英国当第一任驻英公使，本来是个挺光荣的差事对吧？结果呢，整个北京城的上层文化圈都炸了锅。大家觉得，跟洋鬼子打交道？这就不是正派人该干的事儿。好些他以前混一个圈子、喝过酒的朋友，私底下都觉得，做了外交官，那基本就是半个汉奸预备役了。

郭嵩焘自己当然也感觉到了这种倒退的思维不可理喻。所以他琢磨着，得给国内那帮闭着眼的人开开眼。他在英国期间就写了一本《使西纪程》，认认真真介绍西方文明什么样。结果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为什么？因为他这本书里，用毛笔写了一些当时中文里没有的词。

什么词呢？说出来你可能要笑——“赤道”、“经度”、“纬度”、“国旗”、“新闻”。就这些现在小学生都认识的词，在当时，那简直是十恶不赦。

著名学者李慈铭气得跳脚，说用中国字写下这些洋词儿，“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好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郭嵩焘刨了他家祖坟呢。另一位高官，后来成了作家张爱玲爷爷的张佩纶，也出来骂，说郭嵩焘这种“悖谬之人”，“势必混乱人心”。这帽子扣的，比山还重。

现在回头看，真是荒诞到家了。唐代玄奘翻译佛经，发明了多少新词？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又创造了多少中文的数学命题？那时候怎么没人说他们“混乱人心”？怎么到十九世纪，说个“赤道”都不行了？

说白了，那时候的中国文化，已经病入膏肓，虚弱到连一丁点自信都没了，对外来的一切都跟见了鬼似的过敏。

当然，郭嵩焘的“罪过”还不止写书。他的副手刘锡鸿，后来就给他罗织了好些条罪状。其中最严重的几条是什么？说来都让人觉得可笑：他在国外，居然对没有官位的普通军士表示尊重，还跟外国商人握了手之类的。

你看，文化自信一旦崩塌，连跟人握个手，都能变成“背叛祖宗”的铁证。这哪是文化？这简直是精神病院的围墙。

郭嵩焘很快就被召回国，撤了职。1879年，郭嵩焘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老家湖南长沙。本以为故乡能给他一点慰藉，结果呢？现实又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从长沙的巡抚开始，所有的官员对他完全不理不睬，当他是空气。这还不算，长沙的大街上，竟然贴出了“大字报”，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们拒绝勾结洋奴的汉奸。他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一天天枯萎下去，郁郁而终。

后来严复给他写了一副挽联，里面有一句特别扎心：“唯公负独醒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