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早期同位素数据集表明人类食谱和动物饲养方式的时空变化

#考古# 研究者汇编了庞大的碳氮同位素数据集（人骨样本=3492；动物样本=2919），用于重建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汉代早期（10-2 ka BP）的生计方式，包括主要作物利用和家畜管理的时空变化。研究者划分了八个区域（图1）：青藏高原，河西走廊，新疆，黄河中上游，黄河下游，东北，东南，长江中上游，以及五个时期（图2）：新石器时代早期（EN）、中期（MN）、晚期（LN）及青铜时代早期（EBA）、晚期（LBA）。同位素证据揭示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作物与家畜的整合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些区域差异凸显了本土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如何塑造了中国北方史前时期灵活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作物与家畜整合路径。

图3. 研究提及的遗址分布。图9. 中国人类与家猪C3与C4类食物摄入的时空分布。图10. 狗、鹿、牛和羊的C3与C4类食物摄入的时空分布。

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
1.同位素证据表明，黄河中游地区粟黍农业起源早且持续发展，自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起，以C4类（粟黍）植物饲喂家猪的模式便占据主导地位。这与西辽河和山东地区主要基于C3类植物的家猪管理系统形成鲜明对比。猪以C4为基础的食谱反映了一个紧密整合的农耕系统，大规模的粟种植很可能产生了充足的副产品来支持圈养猪，这种整合也表明了高度的社会技术组织，包括剩余管理、饲料加工、猪圈建造和劳动力协调，以及更复杂的聚落等级制度；而猪以C3植物为食，则表明了基于猪自由觅食的粗放、低投入管理，猪尚未被纳入集约化的家庭食物循环。虽然粟黍是三个地区的共同点，但作物种植、动物饲养和社会组织的整合方式各不相同。

2.距今约5500年起，粟黍农业的扩散：粟黍农业和家猪饲养向青藏高原东部、河西走廊和四川西部扩散。尽管粟黍在这些农业边缘区迅速且广泛普及，但家猪及其喂养方式的传播很不平衡。边缘地区对基于C4的养猪业采纳有限，可能反映了潜在的环境制约，高海拔、干旱气候、有限的耕地和短暂的生长季节使得集约化动物饲养较为困难，相反，依靠 C3植被觅食的自由放养猪更为可行。区域变异性在古代狗的喂养实践中也很明显。在黄河中游，狗主要食用 C4食物，表明它们被整合到以粟为基础的体系中。相比之下，青藏高原的狗显示出极少的 C4 摄入，而是依赖当地的 C3 资源，河西走廊和长江上中游的狗则表现出混合的 C3/C4 特征，指向多样化的喂养策略。

3.距今5000年后，“粟黍-家猪”体系和农牧混合经济的分化：随着绵羊、山羊、黄牛、小麦和大麦等外来驯化物种的引入，中国北方核心农业区与周边地区之间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牧业发展路径。
在黄河中游地区，基于粟黍种植和家猪饲养的集约化农业系统得以延续。牛羊虽迅速融入现有的饲喂体系，但相较于主导经济仍处于补充地位，缺乏广阔而连续的牧场、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结构，限制了大范围牧业实践的可行性；小麦和大麦缺乏产量优势，并且受到较长生长季节和不发达的冬季种植制度的阻碍，因而融入程度有限。
相比之下，西北干旱区的生计发生了显著转变，走向了以C3类作物（如小麦和大麦）和反刍家畜（特别是绵羊/山羊）为中心的混合农牧经济。家庭通过畜群流动和季节性任务转换来管理风险，使生计与牧场变化相适应。绵羊由于其高繁殖率、多种用途（肉、奶、毛）以及对干旱草原的适应性，在这种环境中蓬勃发展，成为主导驯化动物；黄牛在这种基于牧场的经济中扮演了类似但更有限的角色；猪的重要性大为下降，同位素数据显示猪的食谱从以 C4 为基础转向混合的 C3/C4食谱，表明资源利用和经济角色的变化。

详见：Meng Zhang, Dan Lawrence, Andrew R. Millard, Isotopic evidence for changing diet and agriculture in China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Early Han period (10-2 ka BP),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Volume 373, 2026, 10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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