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人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风险的评估》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SCVD)是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的主流病因。
评估风险则是预防措施的前提。当风险越高,则越需要积极的预防。
本文是对《2026
ACC/AHA/AACVPR/ABC/ACPM/ADA/AGS/APhA/ASPC/NLA/PCNA Guideline on the Management of Dyslipidemia: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Joint Committee o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的个人总结,并非原文。
该文在后续提及时,简写为《2026年血脂异常管理指南》,极简写为《指南》。
如果涉及到其他重要观点时,本文会援引其他文献并标注(且列入后文,以供大家参考)。而内容来自《指南》时则不再单独列出。
根据《2026年血脂异常管理指南》的意见,我们大体可以将所有人群分为如下组别:
<18岁的儿童
18~39 岁青年人群
30~79 岁普通成人
重度高胆固醇血症患者
糖尿病患者
其他特殊人群(孕期女性等)
一,需要终生贯彻血脂控制意识
很多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即高血脂是成年人才会遇到的问题,儿童不存在。
流行病学调研证实,无论年龄,整个人群里20%至25%存在血脂异常。
严重的血脂异常,比如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eFH)表型等,影响每250~300人中1人。
而,暴露于高数值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时间长短是ASCVD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因此,早期发现脂质疾病至关重要。
所以,儿童期就应该做好血脂筛查。如果能早发现早干预,则可以最大程度减少ASCVD风险。
基于此,血脂筛查建议,《指南》建议如下:
①9-11岁的儿童应做血脂筛查;
②如家族早发ASCVD病、或亲属有重度高胆固醇血症,则应≥2岁第一次血脂筛查
③19岁起进行血脂筛查,此后至少每5年进行一次,
需注意,为什么11岁后的一段时间内不建议做血脂筛查。这是因为青春期的性激素波动,导致血脂检测结果没那么可靠。
根据血脂结果,可以分情况选择单纯的生活方式干预,还是联合药物干预来控制血脂异常。
生活方式干预来降血脂是一个重大课题,会选择专门一篇文章讨论,本篇不赘述。
而药物干预治疗要视乎风险的高低来选择。因为风险高低决定了药物干预的收益,以及对药物副反应的接受度。
二,普通成人的ASCVD风险的初步评估
必须提醒大家的是,本篇讨论的是ASCVD风险。实际上并没有讨论一些少见心血管病风险。
比如,冠脉起源异常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心源性猝死的病因[¹];离子通道异常所致的致命性心律失常是很多儿童和青年人猝死病因[²],但这其实并没有被《指南》讨论。
说到底,血脂异常主要是导致ASCVD风险,跟其他心血管病风险没直接关联。
根据《指南》的建议,30~79 岁普通成人的一级预防ASCVD时,首选PREVENT™方程来评估风险。
PREVENT™方程是基于超 300 万例美国当代人群样本开展的严谨验证研究证实过的。考虑到美国的族裔覆盖面广,有超6%是亚裔人,因此理论上是可以沿用到中国人。
请注意,PREVENT™方程从一开始就是基于30岁~79 岁而做出的调研结论。因此,该方程不适用于更低年龄,或更高年龄。
该方程在理论上也计算了非ASCVD的整体心血管病风险。但是,《指南》也承认PREVENT 公式对 ASCVD 的风险估算准确性显著更高(校准度更优)。
根据笔者的理解,考虑到PREVENT™方程计算因素里,并没有考虑过结构性心脏病、家族史等等。因此不太可能对冠脉起源异常、离子通道病等等做评估。
因此,该方程对运动员、亚裔人等等人群的整体心血管病风险评估是不太可能准确的。
就如我前面提到的,运动员的常见猝死病因有冠脉起源异常[¹]。这是因为高强度运动时,运动对冠脉扩张的需求更强烈,而冠脉起源异常则无法耐受而引发猝死。
而亚裔,尤其是东南亚人群容易有Brugada综合征,该病的特征是青少年在休息时(尤其是睡眠时)猝死[²]。
然而,无论如何说,上述未考虑的疾病因素是少见,甚至可以说罕见情况。对人群的整体心血管病风险影响不大。所以,PREVENT™方程对整体心血管风险的评估在大体上是合适的。
只是要做精细评估时,应明白该方程更适合ASCVD风险评估。
PREVENT™方程还有其他限制。
比如,《指南》明确指出:
年龄在30~79岁之间、无ASCVD或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且LDL-C水平在1.8-4.9 mmol/L范围内的成年人,应使用PREVENT-ASCVD方程来估算10年ASCVD风险,并将其分为低风险(<3%)、临界风险(3%至<5%)、中风险(5%至<10%)或高风险(≥10%)
当LDL-C≥4.9 mmol/L时,属于重度高胆固醇血症。他们需要走另一个风险评估流程。
不但重度高胆固醇血症如此,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也如此。
但是,这并不是说PREVENT™方程不能用于评估上述人群的ASCVD风险,而是说有由于严重高胆固醇血症、糖尿病,所以他们不能单纯看方程计算出来的风险来决定降血脂(LLT)的强度和治疗目标值。
即重度高胆固醇血症、糖尿病等人群的风险评估仍可以用这个方程来计算。但计算结果的指导价值没那么大。
根据PREVENT™方程适应的年龄段,对于<30岁和≥80岁人群要如何评测呢?这在后面讨论。
三,普通成人的ASCVD风险的深入评估
在用PREVENT™方程做初步评估后,还需要深入评估。
实际上,《指南》里把整个风险评估流程命名为“CPR”模型:
①计算10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风险;即所谓的C
②考虑PREVENT-ASCVD方程中未包含的因素,为特定患者个性化估算风险;即所谓的P
③选择性使用冠状动脉钙化(CAC)进行重新分类,并重新评估治疗建议。即所谓的R
用PREVENT™-ASCVD方程计算是第一步,即C。
那么,未包含的因素有哪些呢?我们先看包含了哪些因素。
PREVENT™-ASCVD方程计算时,必须包含因素:
年龄、性别、血压(收缩压)、总胆固醇数值、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数值、肾小球滤过率的估算值、是否吸烟(过去30天内)、是否有糖尿病、是否降血脂治疗、是否降血压治疗。
计算时,还可以用如下因素来做进一步精细校准:
尿白蛋白/肌酐比值、糖化血红蛋白(HbA1C)、美国邮政编码。
图1:美国心脏协会的PREVENT™方程计算器网页截图
《指南》在“C”之后的“P”要考虑如下“风险增强因素”:
①父母或兄弟姐妹有早发 ASCVD 病史(男性发病年龄<55 岁,女性发病年龄<65 岁)
②高风险族裔(如南亚裔、菲律宾裔)
③多个高风险基因
④慢性炎症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重度银屑病、其他炎症性关节病)
⑤Lp (a) ≥125 nmol/L 或 ≥50 mg/dL
⑥hsCRP ≥2 mg/L
⑦TG持续升高:非空腹状态≥2 mmol/L,空腹状态≥1.7 mmol/L
⑧CKM 综合征
⑨LDL-C 持续≥4.1–4.9 mmol/L,或非 HDL‑C ≥4.9–5.7 mmol/L,或 apoB ≥120 mg/dL
⑩生殖相关风险标志
apoB:载脂蛋白 B;
CKM: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
HbA1c:糖化血红蛋白;
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sCRP:高敏 C 反应蛋白;
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p(a):脂蛋白 (a);
TG:甘油三酯。
ASCVD 事件相关的生殖风险标志有两个档次:
1,较强因素
与 ASCVD 事件关联较强的不良妊娠结局: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先兆子痫、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糖尿病
小于胎龄儿 (出生体重低于第 10 百分位 )
早产(妊娠 37 周前分娩)
复发性自然流产
2,偏弱因素
其他生殖风险标志:
月经初潮过早(<10 岁)
早绝经(<45 岁),尤其是过早绝经(<40 岁)
多囊卵巢综合征及月经不规律
然而,虽然《指南》明确指出了这些因素的增强效果,但很多增强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的?其实是没有明说的。
比如,Lp(a) 增高(≥125 nmol/L 或 ≥50 mg/dL)作为ASCVD的增强因素来看待。但却并非当下的治疗目标。
尽管已有研究发现一些新近药物可以降低Lp(a)的数值,也能带来心血管结局获益。但目前还未成为主流的治疗目标。
很多增强因素的讨论,可能更多是强化患者的降脂治疗的意愿、行动力;而非作为影响治疗目标的选项。
但,也并非所有增强因素是如此。
比如,apoB ≥120 mg/dL 就可以影响治疗决策。
在降脂治疗时,LDL-C下降而apoB未下降,则说明降脂治疗未到位。具体参考《2026ACC/AHA血脂异常管理指南:个人总结(1)》对于影响治疗目标的因素将择期另一篇文章里讨论,这里不赘述。
四,冠脉钙化评估
冠脉钙化(CAC)评估是ASCVD风险评估的非常重要一环。
《指南》强调适应的人群是男性≥40 岁、女性≥45 岁。
但是,Uptodate临床顾问没有限定年龄,其实质是把年龄线划在了≥30岁人群。因为PREVENT™方程的适应人群是30~79 岁。
其关键要点是,大多数CAC评分的研究是集中在《指南》所提及的年龄限。
但是,也并非没有更年轻人群的数据。
比如,2019年JAMA上一篇研究报告,长期随访年龄在30至49岁、有临床适应症下行CAC检测,发现34.4%有CAC,7.2%的CAC评分显著升高(>100)。
随访发现,CAC升高个体的冠心病、心血管疾病和总死亡率显著升高,未来所有冠心病相关死亡中有67.5%发生在任何基线CAC患者身上。
经过多变量调整后,CAC评分高于0的个体,冠心病死亡风险增加了5倍以上,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了3倍[³]。
如果细分到30-39岁人群?
30~39 岁组中,CAC 评分 1~100 分者占比 19.1%,CAC 评分>100 分者占 2.7%[³]。这说明这个年龄段的CAC增高比率没有特别低。
而且,无论 30~39 岁还是 40~49 岁人群,随着 CAC 分级升高,冠心病、心血管疾病及全因死亡率均呈梯度上升。尽管 30~39 岁人群整体钙化发生率更低,但在 CAC>100 分的人群中,两个年龄组的死亡风险水平相近[³]。这说明CAC增高带来的风险在年轻人群同样存在。
图2:细分年龄组下的CAC分布特征,参考3
CAC评分也在改变单纯依靠PREVENT™-ASCVD方程计算结果的风险分组。
《指南》原文这样说道:
CAC 评分可优化风险评估,并能将大量符合他汀治疗指征的成人(尤其是中度风险人群)重新划分为更高危或更低危类别。
观察性研究显示,多达40% 的中度风险成人 CAC=0,其 10 年 ASCVD 事件发生率极低。
……
相反,约25% 的中度风险受试者 CAC≥100,其 10 年 ASCVD 事件发生率与高危成人相当。
也就是说,PREVENT™-ASCVD方程计算下的风险分组未必那么可靠,而CAC评分会大量改变“风险评级”,并根据这结果来改变临床实践。
不过,笔者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指南》仍把年龄线划在男性≥40 岁、女性≥45 岁;
笔者支持Uptodate临床顾问专家组的做法,即“同时满足”如下3条件的人符合CAC评估的适应人群:
①无ASCVD相关症状和病史者
②LDL-C<4.9 mmol/L
③PREVENT™-ASCVD方程计算,风险属于“边缘”、“中等风险”、“高风险”
但还是要提醒医师们,目前30岁-39岁间的研究数量仍不够多,证据还不算很充分。
实际上,讨论到现在,大家可以明白文章开头的人群划分里有很奇怪的18-39岁的同时,还有一个30-79人群。
关于CAC评估的详细内容在《冠脉钙化评估:心源性猝死风险评估的有力工具(修订版)》有讨论。
五,重度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风险
重度高胆固醇血症的定义为:
LDL‑C>4.9mmol/L,
非 HDL‑C>5.7mmol/L,
apoB>140 mg/dL。
上述3个里,只需要符合其中一条,即可以算是重度高胆固醇血症。
为什么这么定义,具体可以参考《脂蛋白B的意义》一文(原文标题是《2026ACC/AHA血脂异常管理指南:个人总结(1)》,但讨论的其实就是脂蛋白B)。
简单的说,apoB 与 LDL‑C 出现不一致时,心血管风险与 apoB 的关联程度远高于 LDL‑C;
而降低 LDL‑C 与 VLDL‑C 水平带来的临床获益,可能主要由apoB(即致动脉粥样硬化脂蛋白颗粒)浓度变化所驱动。
我们今天仍把LDL‑C作为主要提示来讨论,主要是因为历史习惯,而非科学真理。
随着基于apoB的研究增多,未来不排除用“apoB、Lp(a)”来替代LDL-C的可能。
实际上,非HLD-C仍被列入讨论,其原因就是“apoB、Lp(a)”的存在。
导致重度高胆固醇血症的原因有很多。医生们可能熟知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是病因。
但除此外,还可能得病因有:
糖尿病及其他胰岛素抵抗状态
肾病综合征
其他的血脂代谢异常的单基因、或多基因疾病
甲状腺功能减退
其他
不管病因如何,考虑到ASCVD的风险其实跟“暴露于高脂血症的时间长短”有直接关联,因此无论病因如何,重度高胆固醇血症患者都是ASCVD的高风险人群。
很简单的理由,其实我们无法预料病人的高脂血症持续了多久时间。一旦发现重度高胆固醇血症,就应该积极控制。
而具体控制目标则要视乎情况而定。
比如,是否为FH病人。FH病人因为其独特的代谢异常,这会让FH病人在跟别人同等LDL-C水平时,其ASCVD风险会更高。
实际上,根据《指南》所述,在重度高胆固醇血症成人群里,约2.5%是FH,而在LDL‑C 为4.0~4.9 mmol/L的人群中,FH的患病率为 1.1%。
因此,对于FH病人的筛查和治疗要特别讨论。
类似的情况,FH在年轻人群呢?比如18岁-30岁,甚至更小年龄的呢?
又比如,对于糖尿病患者呢?限于篇幅,不在本篇讨论。
参考资料:
1,Eckart RE, Scoville SL, Campbell CL, et al. Sudden death in young adults: a 25-year review of autopsies in military recruits. Ann Intern Med 2004; 141:829.
2,Brugada J, Campuzano O, Arbelo E, et al. Present Status of Brugada Syndrome: JACC State-of-the-Art Review. J Am Coll Cardiol 2018; 72:1046.
3,Miedema MD, Dardari ZA, Nasir K, et al. Association of coronary artery calcium with long-term,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among young adults.JAMA Netw Open. 2019;2:e197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