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接触的学术性文本正是宇文所安所著的《迷楼》，和法学根本没有关系。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期待非常“自我东方主义”，也就是成为一名汉学家。（后来想了一下这个认知非常滑稽而刻奇）。宇文所安到底用他的非历史主义方案构造出了一座怎样的诗歌“迷楼”，我已经忘了，但他和前些年去世的史景迁等人让那个年纪的我猛然意识到，文学和历史还可以这样解读，现象与符号交织成的境界瑰奇如斯。稍晚时候，我才摸索到了更传统的文史研究方式，而早些年的阅读经历使得我对相关材料的理解和思维每每带有“超越材料”的冲动。

60/70代活跃的汉学家当然不是完美的，他们充满歧见，也不乏想当然的胡说八道。但极力想要跳出时空的他们，深深地被那个时代反哺着，在亦新亦旧之间生长出了有根底但也广播的视角，仿佛既见宇宙，又携带着与众不同的射电望远镜。他们的写作，在上穷下访之间总有一个灿烂而深远的、“忍不住的关怀”。这是我们新一代学人所不足的。